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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十世纪初督抚以晚清地方权力膨胀为契机，在教育改革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行程。时过百年，中国的教育今非昔比，然而从权力角度而言，地方行政官员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依然巨大。本文剖析了督抚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的角色特征，以期对当前教育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清末教育改革 地方督抚 角色 启示
        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清末教育改革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开端，是以义和团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的清末新政为标记的。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目的在客观上就是图强。百余年前，新政的倡导者怀着如此梦想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自强运动。以此为视角，那么清末新政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给鸦片战争以来步履艰难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在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占据要位。图强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作为新政主要推行力量的督抚，他们在教育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改革成为新政中最具成效、影响最深远的部分。督抚是促进教育发展的合力中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督抚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产物，封建社会的法则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突显出以下特征，忠君、尊孔、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而清末督抚又是活跃于山河破碎、政局动荡的晚清时代。他们切身感受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贫穷落后的残酷现实，内心会生出“贤者不悲其身死，而忧其国之衰”的伤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势必激发他们求富图强的愿望。改革是唯一的出路，改革需要人才，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就成为清末督抚率先探讨的问题。因此，传统的内核与现实的因素必然交织于督抚一身，使他们具备独特的心态与特征，进而影响教育改革的力度和结果。
　　二、清末教育改革中督抚的角色特征清末督抚在教育改革中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亦新亦旧、进两步退一步”。“亦新亦旧”指清末督抚具有的双重社会面目。本质上督抚是封建官僚，他们多数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熏陶。这些背景因素形成了督抚“旧”的一面，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甚至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们必然向“旧”的一面靠拢与回归。而“新”的一面则是由清末特定的社会现实决定的。残酷的时局迫使他们进行思考，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竟在几十年内破败至此，这与督抚从传统教育中接受的“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激烈的内心冲突。
　　这种冲突最终转化成以实现富国强民为目标的行动，显示出他们追求“新”的一面。“进两步退一步”是指由于“亦新亦旧”特点的影响，督抚在教育改革中表现出的“既要求变革且付诸行动，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甚至守旧”的行为特征。
　　第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产生的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内容。清末教育改革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旧藩篱，在督抚们关于教育改革的奏折中，“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兼备”、“总以中体西用为根本”等词句充斥其间，表明在思想深处督抚依旧固守原有命题。
　　第二，教育目的是培养“新人”维护旧统治。表面上督抚们认为改革后的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然而实质上他们所倡导的人才是以维护清王朝为首要标准的，在主观上他们要求培养出的人才依然要为封建统治的稳定与延续服务。
　　第三，教育政策“进两步退一步”，瞻前顾后。废科举兴学堂，却给予学堂毕业生科举功名的奖励，保留了科举残余，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将学堂看成科举制的替代品；关于留学教育，督抚们出资出力，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却惧怕留学生接受民主自由思想危及封建统治，限制留学生的学习内容，禁止留学生参与涉及政治问题的活动并制定处罚措施。
　　第四，教育内容新旧参半。在兴办的所有学堂中，督抚极力主张在讲授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同时，必须将封建伦理、儒家纲常、经史等内容作为首要的课程开设。“亦新亦旧”的心态，“进两步退一步”的改革进程正是督抚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的角色特征。这些特征致使中国近代教育的过程显示出艰难与曲折，造成了清末教育改革不彻底，残留了旧教育的痕迹，成为中国教育向现代迈进的负担。
　　三、督抚的角色特征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启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即“权力本位”社会。谁拥有了权力，谁就能掌握和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社会是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端坐于塔尖；最底层是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的贫民；在塔尖与底层之间排列着各种权力阶层。权力拥有者认捐着受穷，公益慈善捐款仍有权不履行在慈善捐赠活动中，通常是通过先认捐后捐款的方式完成，所以在认捐到实际捐款到账还存在一个时间段，而在这个时间段内捐款人可能发生一些经济情况的变化，导致认捐着可能无法维系其生产经营活动或家庭生活，如果要求其继续捐款则可能其无力履行或履行之后可能使企业破产，难以维系基本生活，此时，该认捐着有权不再履行捐赠义务，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这样的权力在各国民法或合同法中被称为赠与人的穷困抗辩权或者穷困赠与撤销权，此种做法基本上是世界通利，我国合同法也采取这种立法例。其基本法理在于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在捐款协议中的运用。实践中，有些名企，明星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后认捐了大额善款，但是到实际捐款时未履行，虽然有些确是企业或明星毁约，但也存在实际捐款前发生企业严重亏损或明星家庭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实际情况，其形式穷款抗辩权是法定的权利，本应无可厚非，但有些企业仍遭受强行扣款，有些明星被指责伪慈善，实际上这些都违背了公益慈善本身应为善行的初衷，而且侵犯了法律赋予捐赠者的正当权利，因此陷入穷困的捐赠者应当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维权，为慈善正名，主张权利是对自己善行的义务，也是对我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一方面，红十字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及时开具捐赠票据，增捐捐款透明度，因为有了公开透明才会有公信力，有了公信力才有影响力，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公众。首先，以公信力为根本，审时度势，把握宣传工作的主动性。
　　在红十字会工作面临网媒事件深刻影响、公信力和生命力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红十字会需要牢牢把握公信力就是红十字会生命力这一根本要求，牢固树立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使命感，第一时间关注舆情，第一时间研判局势，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审时度势，应时而为，把握先机，成立危机应对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把握宣传工作的主动性，以最大努力消弥不利因素和消极影响。其次，以公开透明为要求，因势利导，把握宣传工作的主渠道。红十字会积极顺应媒体、社会对红十字事业的关心和需求，以公正、公开、透明为原则，善待捐赠人和公众，及时通报情况，引导正面舆论。另一方面，捐赠人更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捐款权利———授意权、知情权、监督权、免税全、撤销权、留名权、命名权，以维护自己捐款的合法权益。如果捐赠者尊重自己捐款的权利，受赠人也尊重捐赠者的权利，则不至于出现糊涂捐款。认捐着在无法维系其生产经营活动或家庭生活，如果要求其继续捐款则可能其无力履行或履行之后可能使企业破产，难以维系基本生活时，捐赠者也有权不承担捐赠义务，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捐款人及时监督款项下达流程，维护法律赋予捐赠者的正当权利。这不仅仅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更是对社会的责任。
　　更多更大权力的人，处于较高较重要的社会位置，他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渗透到任何角落。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绝对独立存在，它必定是一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活动。教育不是生产劳动部门，不会为社会提供物质产品，相反要维持教育活动的运行，还要耗费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归属与分配与社会权力的掌握密切相关。因此教育事业要得以发展，必然要求社会为其提供丰富的资源，也必然要求得到权力的支持，所以得到权力的支持是教育事业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已稳步迈进21 世纪，教育面临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飞速发展的经济环境，教育事业将与其它事业同步扩展是大势所趋。这昭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教育与权力的关系将变得日益紧密，要求掌权者必须合理地使用权力，给教育的发展以最大的推动。
　　（一）掌权者怀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愿望。这是权力拥有者能够有所作为的最基本条件。只有在内心中存有如此的动机，才有可能促使他们“认真做事，清廉为官”，一心为当地的生产、经济发展努力。若掌权者是为了一己之利进入了仕途，那么在他手中的权力只能变为压榨人民的工具。
　　（二）权力拥有者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育人才的重要作用。教育培养人才的周期较长，教育投资具有迟效性。因而要使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掌权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育人才的重要作用以及教育作用滞后的特点。如此他才可能顶住压力，将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长抓不懈，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教育大力的支持。
　　（三）真正地将教育事业的发展质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将教育事业的发展质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之一。发展教育是为未来储备人才，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更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保障。因此积极兴办地方教育，对于促进当地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教育事业发展的质量作为评价官员的政绩的依据，必然能激励官员大力发展当地的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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