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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博览史书去掌握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事件是否就是学习历史的目的呢?由于“现世”的局限, 凡胎肉身的我们即使拥有皓首穷经的学习能力, 是否能够说明我们可以有能力把握一个真实的过去呢?历史的抒写在不同历史话语之中都有着属于不同时代的通往过去的大门。人类精神世界的不断变迁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着人类历史的反复抒写, 也促使着人类从一道门进入另一道门。这种周而复始的历史修正看似无聊, 但是, 最恐惧的是有人说他开启的大门是通往一个终极的历史, 这样我们便不必周而复始地学习历史了。也许人类的历史也会因此而彻底终结。

　　无论是历史进步论还是历史退化论, 这些观念本身都具有历史性, 同时表明历史不是永恒的。“过去与现在不同, 其道德与思想也不同。他们处理事务的方式不同, 连思考与感受方式亦大相径庭”。 (1) 当下, 如何叩问过去并面向未来是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本文将从历史与科学、历史与社会责任两个角度去论述学习历史的意义。

　　一、历史与科学

　　谈到历史与科学, 不得不回归到欧洲启蒙运动文化斗争的历史中, 只有理解历史话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与科学。工业革命尚未展开的100年前, 反对绝对主义政体的人已经把科学据为可用的武器了, 因为再也没有比抬出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更好的上策了。这套知识依据的是新的真理标准——人的理性、实验、观察、数学, 用的是新的社会沟通形式—科学社团、学会 (科学院) 、公开讲座以及自由流通的书刊。启蒙运动这场文化斗争始于1690年代, 批评者攻击的对象包括教会、宗教教条、帝王, 乃至魔鬼与巫婆, 斥之为愚昧, 或将他们说成是向后看的暴政、无知、偏见、迷信的支持者。 (2)

　　17世纪以来, 所有西方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当时的学者笔下都与宗教的虚浮造作相关联。康德曾说, 科学在启蒙运动中如同一束光点亮了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并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此后, 启蒙思想家们夺取了宗教对于知识的绝对掌控权, 他们认为任何知识都应以科学为基础。在如此激烈的文化争夺中, 这个阶段的历史似乎不再完全是宗教话语下的历史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历史在这个时期被逐渐当成一门学科而被历史学者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当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启蒙思想家们在此时正是运用宗教的诠释学去反驳历史终结的历史话语并让今天的历史进入到了世俗化的话语之下。在这个全新的历史话语下, 出现了今天的公民社会和世俗的文化空间。虽然, 随后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暴乱无度曾让在启蒙运动中的科学思想受到传统的反击, 但是最终革命的遗产事实上早已经深入人心。科学让人类的历史焕然一新, 探索一个历史发展规律成为科学性历史的使命。19世纪以来, 以这一使命为前提的历史研究才被视为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相比在文化斗争的初期, 此后的历史研究却愈发科学主义化。过去的宗教领袖模式被替换成了新的英雄主义模式。 (3) 达尔文的进化论造就了现代性中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主体的出现。同时, 达尔文在此后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并在社会学科层面促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正如杜赞奇指出, 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话语是受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现代的线性历史也是绝对主义的历史叙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 很多学科都受到了该主义的深刻影响, 比如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员。值得关注的是,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的优胜劣汰的民族进化论思想主导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 (4) 20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普遍相信唯有效法科学家才是真正的进步的史学家。譬如,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成为了新时代下历史学家们的榜样。然而, 这种效法的效果真的是好的吗?正如阿克顿勋爵曾对他的同仁说:“我们写的滑铁卢之役必须令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一样感到满意。” (5) 从这位编写《剑桥近代史》的学者的话语下, 我们便能体会到这个问题。

　　从西方的帝国主义的科学化历史到现代性孕育出的全球性问题普遍出现以及科学知识与宇宙关系的问题让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意义重新扩散。这种跨越时空所传输的意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关注的。科学对于历史的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科学精神是我们学习历史所应该掌握的, 但科学主义或者现代出现的另外一个绝对主义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科学的真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产生的, 而且不需要通过英雄来助阵。它本应就是理性的。任何的绝对主义都会影响到历史的进度和现代科学的真正发展与普及。杜赞奇曾指出中国的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 激进的国民党改革派、署名自称为“曾觉”即早已觉醒者的人非常自信地宣称现在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 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并不存在, 因此, 宗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实在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时代的东西。在此数十年中, 被称为“科学主义”的东西, 即那种把所有的现实都一概置于自然秩序之中并视为可通过科学方法而知晓的观点的胜利在最有发言权、最活跃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国, 科学主义是“历史终结”症状的独特表现。由于此种症状促使知识分子要把宗教之类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东西从自己的世界中铲除, 这就使我们不仅要探索近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学说, 同时也要探讨它与我们自己历史的叙述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 (6)

　　的确, 新的绝对主义并不能够从真正意义让人摆脱过去的束缚, 反而会进入到另外的束缚之中, 这是否又是一个新的“原始社会”呢?更危险的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之中, 复线历史中的传统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更为值得警惕和深思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化时代, 一些民间社会再次又出现了民间宗教复兴和邪教蛊惑人心的社会现象。也许这是家族的恢复或者地方权力真空的问题, 但是这也印证了我们今天科学普及的失败与自觉意识的现代缺失。任何一种历史时代的绝对主义并不会使人类摆脱过去的束缚, 反而是一种严重的停滞而影响人类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 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 历史才能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7) 也许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精神而为全人类增进福祉并促进人类历史健康发展。

　　二、历史与社会责任

　　巴金作品之中既有对人性解放的关注, 也有对社会责任的呼喊。譬如他的长篇小说《火》就宣传抗战救亡图存的作品。个性解放与社会责任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不应该走向对立。在今天强调个性的时代, 很多人会对强调社会责任提出他们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些人类学家会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分析社会责任与现代人类发展。正如卡尔曾这样指出, 你不能说只要鸡蛋而不要母鸡, 同样, 你也不能只要母鸡而不要鸡蛋。 (8)

　　当今的社会诸多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问题。然而,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面对它呢?是选择勇敢还是随波逐流?追溯我们道德败坏的过程, 首先要看到昔日教诲的消逝造成道德基础的沉没, 然后是与日俱增的分崩离析, 最后是整栋建筑物的倾颓以及现代黑暗的开始, 我们既无法忍受自己的邪恶, 也无法正视治疗痼疾所需的疗法。研究历史是治疗心病的最佳良方。 (9)

　　尽管李维对于历史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 但是他却帮助我们思索现在的诸多全球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而且使得动植物灭绝;种族歧视在今天世界各国的各个层面仍然普遍存在;金钱腐蚀着民主和政治理想, 全球的腐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叙利亚战争、恐怖主义成为当下新的全球战争问题;逐渐扩大的收入不均的问题中产阶级逐渐萎缩的问题以及不平等的问题等都是今天全球面临的历史难题。似乎今天的现象让很多年轻人丧失了奋斗的勇气, 丧失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意志, 丧失了为公益献身的理想。也许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尽善尽美的, 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 现实的残酷让他们选择放弃曾经的理想和现在的责任。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每段历史在其特定的时空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然而历史与人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总是能够有效地协调发展。当然, 这缺少不了在不同时空下, 有勇气去爱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一些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 以中国历史为例, 也正是一些敢于担当的年轻人去面对他们当下的问题。从早期的改革者、科学家和留学生来看, 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的脊梁。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进程是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的。像周恩来、詹天佑、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侯德榜等人都是在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有着敢于担当的勇气, 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并敢于去改变中国现状。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当今极度商业化的时代下, 如何使年轻人不忘初心、不忘却爱的价值是当前教育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 全球问题的解决和各国之间的融合与竞争都离不开各国年轻人的担当。他们承担着改变当下和推进历史进步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是否有爱, 是否有社会责任关乎着每个民族, 甚至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过去人类不同时代下的记忆和历史。毋庸讳言, 今天的我们便是历史的未来。因此, 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历史是可以进步的, 学习历史能够让人变得有勇气、有智慧并且有担当地去面对未来。相比于过去, 我们的国家在积极地变化, 尽管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但是, 我们不可沉溺虚无的自由, 而是应该积极面对和积极参与。今天的我们仍然应该拥有与当年那些变革者一样的毅力和智慧, 把传递爱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信条。人类的堕落便是从停止对世界的渴望和爱开始的, 也许明白了这一点就是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

　　笔者更愿意相信历史是会进步的。的确, 这一历史观自然会受到所谓理智的历史学家的反对, 但是他们正呼喊着今天的世界是如此混沌不堪。伽利略曾经也面临这样的疑问, 他当时的回复是“然而—我们地球还在转呀”。不同的历史话语必然依附着不同的历史观。有人愿意把过去的意义依附于超自然的力量, 他自然会依附于神学;有人愿意把历史变成文学去编纂历史, 那么历史便成了文学。卡尔曾这样总结: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紧相联。一个已经失去相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取得进步的社会, 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取得的进步……现在我返回我的起点, 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 对历史未来的信心。 (10)

　　面对历史与学习“历史学”是有差异的概念。面对历史不仅仅是学习历史书籍、文献史料或者历史叙述, 而且是一个与过去、当下的自我以及未来对话的过程, 这应是学习历史的核心意义。胡适先生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为毕业生们指出了堕落的几种方式, 然而现在来看这些箴言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大学生们:“朋友们, 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 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 而功力必不唐捐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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