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政治现代化与贵族历史的终结

更新时间:2020-06-23 来源:历史论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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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在英国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三级会议、1848年革命等等欧洲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事件中,世袭贵族往往作为反面形象而出现。然而社会科学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脸谱化叙事,我们可以对这一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社会群体有着更客观的理解。首先,贵族在欧洲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必然有着反动的意义,他们的行为首先收到具体情境下理性选择因素的制约,而正是这种制约的结果决定了世袭贵族在欧洲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其次,欧洲世袭贵族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应作为案例,进一步证明了现代化的一个原理,即传统和现代并没有完全的分野。现代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历史发展结果,二者之间是一种过渡 的关系。

欧洲政治现代化与贵族历史的终结

  1、贵族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塑造

  “贵族”(Nobility)作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历史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文明中。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相比,贵族通过血缘、姓氏等特征保证自身的财富、权力、知识在家族内部继承,而且这一世袭制度普遍得到所在政权的保证。与中国历史上的情形相比,伴随着中世纪开始而出现的欧洲世袭贵族作为制度现象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尽管随着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与深化,欧洲世袭贵族以一种逐渐消亡的趋势仍然持续至今。这些对西方近现代历史而言有着重要意义的贵族,他们的源起、固化以及初步发展基本是与中世纪的历史同步进行的。

  在中世纪,真正决定这些贵族及其所在领地命运的,不是自身的爵位等级,而是领主对自身地盘的经营,包括由联姻和继承等家族关系所带来的实力变化。法国的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母亲的诺曼底,在家族争斗中继承了外祖父的英王王位,又凭借联姻获得了妻子埃莉诺的阿基坦公国,从而一跃成为法国最大的领主,以及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最大敌人。在一定领地、财力等基础要素的保证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成为了群雄割据的中世纪西欧大陆的主旋律。在国内唯一的比较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朱天飙将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各封建邦国之间的激烈竞争解释为欧洲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崛起的基础。这个以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为逻辑终点的欧洲国家间竞争进程,与公元1000年前后现有欧洲各大贵族世系的成型同步产生,持续近千年。以英国历史为例,现任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世系可追溯至创立于1089年的德国韦廷家族,维多利亚女王的世系可追溯至始于公元九世纪的德国韦尔夫家族。在欧陆的三大王室中,始于987年的法国卡佩王朝是现西班牙王室的祖先,卡佩王朝及其支系则覆盖了除拿破仑之外所有的法国王朝史。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在的霍亨索伦王朝可追溯至11世纪初,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也能追溯到1020年前后。虽然,这些贵族的某些重要人物并不足以概括其本人在世时所在国的发展情况,但至少在民族国家成型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西欧相应国家的象征意义还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近千年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的机制,查尔斯·蒂利在其名着《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中,指出了强制和资本在欧洲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蒂利将国家看作是运用强制的组织,而资本可以用来购买强制手段,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强制资源。资本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形成模式。而资本和强制不同的结合,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从西欧封建领主的私人宫廷向现代国家中央政府形态的演变过程。无论是用于邦国间的军事竞争还是用于生活享乐,西欧贵族对于征税永不停歇的追求欧洲民族国家政府机构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叙述的历史所要描述的因果机制,其实也是不同的社会势力出于自身的逐利动机的行为对历史造成的影响。

  这一历史逻辑在整个18世纪直至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西班牙两国失败的现代化改革努力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描述。根据叶成城与唐世平对具体机制过程的描述,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和财政危机的压力之下,法国和西班牙都尝试恢复中央权威,并向特权阶级征税和紧缩等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和财政三个层面的改革。作为反应,以贵族为主的特权阶级的阻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最终使得法国和西班牙的改革尝试最终都未能成功。具备较强国家能力的法国因为改革引起了以贵族为主的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最终旧制度下的法国在王权和贵族的内耗中爆发大革命。国家能力较弱的西班牙在贵族的阻挠下,改革措施很快失败,改革者转而将改革的注意力转移对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最终导致了19世纪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

  2、欧洲政治现代化与贵族历史的终结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贵族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无法简单地用传统语汇评价与概括。以伏尔泰为例,大革命前法国的启蒙思想者们有相当一部分出身贵族,但除了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他们的时髦观点同样也可能源自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王室与各级贵族间的激烈对立,这对于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规模之“大”是有帮助的。到了19世纪,经历过大革命时代动荡的欧陆诸国普遍面临着议会民主制度与旧制度的选择题。尽管启蒙思想在当时已经显现出其制度优势,但作为头面人物的欧洲贵族与不同的政治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特定联系,而仍然更多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

  1837年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去世后,王位由其侄女继承,即着名的维多利亚女王。而根据中世纪政治传统之一的萨利克继承法,作为当时不列颠共主邦联一部分的汉诺威王国禁止女性继承人出现,因此转由女王的叔父恩斯特·奥古斯特继承王位。但与维多利亚女王不同的是,原为英国王子和陆军元帅的奥古斯特在汉诺威扮演着专制君主的角色。

  1837年,七位哥廷根大学教授因抗议奥古斯特废除宪法而被解职,其中三位更是被驱除出境,史称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 Sieben)事件。因此和贵族的政治行为不同的是,启蒙思想在当时的欧洲贵族关于(政治)现代化的态度中呈现出低相关性。这一点在叶成城、唐世平对法国与西班牙的18世纪改革失败的研究中的出的部分结论类似。

  前文已述,贯穿欧洲历史长达近千年的民族国家竞争以国家间的经济和军备竞争作为主要手段,根据这一逻辑,“幸存”下来的几个欧洲大国最终走向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归路。这两次在人类历史上极为惨痛的战争浩劫最终导致欧洲原先在全球的领先优势一去不复返,也使得欧洲的贵族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各国大部分贵族血脉断绝。以一战中的英国为例,在600万奔赴战场的英国成年男性中,死亡率为12.5%,而其中英国贵族及贵族子弟伤亡率则高达45%。尽管该现象会被一些人理解为褒义色彩浓重的“贵族精神”。但笔者认为,这个高伤亡率的数字更像是英国贵族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尚武精神,与一战等极为残酷的战争机器之间形成的一个悲剧性结果。

  尽管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先后出现的共和革命,欧洲贵族群体遭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在当代欧洲史中,贵族的因素仍会在某些场合显现。7月20日密谋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的,针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大规模刺杀与政变行动。密谋集团以当时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为主,在德国传统中,他们大多来自旧贵族与军人世家。这些密谋者的动机基本与现代意义上的反纳粹意识关系不大,而更多受到贵族传统和宗教意识的影响。密谋案的具体执行者克劳斯·冯·史陶芬柏格正是个中典型,他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伯爵家庭,自幼生长于家族的城堡之中。在二战初期,史陶芬柏格支持所在军队进攻波兰的计划,这与他所秉持的帝国时代德国贵族的普遍思想有关:“将波兰系统的德意志化是必要的,并且我不害怕这不会发生”。随着战争的进行,史陶芬柏格对希特勒的态度逐渐改变并于1942年加入德军内部的反抗组织,并协助修订了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的详细内容———该行动最终失败,以希特勒后续的大规模报复处决告终。

  3、结论

  从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强大集团到密谋政变的地下密谋者,欧洲政治现代化包含着世袭贵族阶层在欧洲影响不断式微的过程。即使在英国这一王国传统保留较多的国家,自1902年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之后也不曾出现一位来自上议院的首相。尽管贵族因素在现在的欧洲政治中仅仅留存于某些王国的中央官僚头衔之中,但在历史的角度上,不难理解欧洲世袭贵族作为实质或者象征性因素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发展史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政治世界的面貌。作为一个曾经对欧洲社会有过重大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世袭贵族的影响力与其说来自某些形而上的贵族精神,不如说更多来自他们在占有重要社会资源的历史条件,以及某些理性选择动机。这说明了一个“众生平等”的事实,即贵族与人类社会中的其他阶层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

  参考文献
  [1]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 [M].北 京:北 京大学出 版 社,2006:21-37.
  [2][美]查尔斯·蒂利,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匈]卡尔·波兰尼,刘阳,冯刚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J].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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