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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言

　　自从有了人类,战争便开始了。战争是私有制下的必然产物,且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它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和升级,从冷兵器时代发展到热兵器时代,从局部的战争发展到世界范围的战争。1914年6月28日,几个波斯尼亚青年刺杀弗朗兹·斐迪南,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奥地利皇储的地位固然重要,但是一个人的死亡如何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并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呢?这便告诉了我们,大战的爆发不是偶然,它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思想起源和长远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大战爆发的根本性原因。20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面积是俄国的2倍、法国的3倍、德国的11倍。然而,德国经济迅速增长,于是它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对于德国经济的强烈竞争、要求重分殖民地,英国不能容忍。因此,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而争夺巴尔干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历史学家习惯于从外交史和政治史角度———民族利益的冲突,各国之间的联盟,军事计划,国际会议和国际对抗———来描述1914年战争的起源,这么做是正确的。[1]

　　19世纪末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曾说:“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为得到“阳光下的地盘”,20世纪初,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在寻找同盟者,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压倒对方。于是在欧洲便逐步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帝国主义在建立军事同盟的同时,加紧了扩军备战。各国的军备开支都十分庞大,双方都大力扩展陆军,而英、德两国的海军造舰竞赛十分激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上,研究也呈现多元趋势。学者们不仅开始关注到了战前各大国的心态变化与军事人物和高层政治家的活动,而且他们讨论了战争能否不发生的问题。同时,已有一些学者对“一战”的起源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度的分析。比如说,陈章媛从之前欧洲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它们之间秘密的结盟联合为出发点,探讨了这一历史事件爆发的原因;代丽华通过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尔干地区形势分析了“一战”的起源;徐健通过搜集最新相关出版物,概括分析了21世纪德国“一战”责任和起源研究的新特点,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关于战争的起源,思想的因素在战争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促成作用,它们在战争前早已萌芽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民族主义的兴起毋庸置疑是引发战争的一个非常显着的因素,同时,一种极端好战的精神占据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思想。为了改变战前的糟糕状态,理想主义者充斥着胜利之后的场景,意图在于战后更好地生活。

　　2、“一战”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狂热推波助澜,“一战”蓄势待发。政治家们时不时地根据达尔文主义精神对公众宣传竞争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让人们的心中燃烧起进行生存战的欲望。然而民主制度是极具爱国热情的,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凡是自己的国家受到了迫害,必然站出来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同时,外交官员代表了各国的利益和本国人们的利益,他们在国际上做出来的举动对群众具有煽风点火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做了一次题为“1914年:未言明的假设”的演讲。然而,1914年未言明的假设包含着在作家和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对战争的独特渴望———这让后人很难理解,但是,这是战争之初“八月”精神的独特组成部分。[2]

　　大部分人都志愿报名参军,其中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家、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参战程度是惊人的而且不分年龄。在战争中,他们英勇上阵,同时他们写诗咏怀,歌颂这场战争是极具生命力的,是一个再生的过程。就算是他们不能参与到战争中,他们依旧为战争的宣传而奔波不息。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英国,同样在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说,在“一战”前,战争在各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多人将德国的侵略扩张下意识地归罪于上层容克贵族,但实际上煽动民族主义最欢实的却是德国新兴的工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然而小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引发战争的重大原因。

　　哈布斯堡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日益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尼亚人等,后者组成各种地下团体,有时候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几个波斯尼亚青年以恐怖手段刺杀奥国皇储。就算奥地利仗着德国的支持有理由有实力对塞尔维亚宣战,也不要忘记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最终,战争变成了德奥对英法俄的列强之间的互相屠杀。正如基辛格所批评的,“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对这些任性妄动缺乏国际责任感的国家,欧洲各国却宁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唯恐不如其意,它们就会转换阵营”。然而,列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参战,也是为他们本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所推动。德国统一后,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媒体大肆宣扬“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等,其主题是德意志人是最优秀民族,注定对世界起到支配作用。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政府有意培养,学者也着书立说加以解读,正当化这种疯狂的自命不凡,这是后来纳粹在德国崛起的思想基础。

　　因此,“一战”前的情况足以说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导致战争的强大推动力。良性的民族主义本来不是错,它是全国人民举族上下不可或缺的联动力,但是它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将会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排外,为了微小的利益要求本国政府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引燃世界级的轩然大波。

　　“一战”爆发时,各国不少人民带着“有色的”、盲从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怀曾双手簇拥战争入怀,而战争的结果使欧洲沦为废墟,破坏状况惨不忍睹,人们内心也烙下了不可抹去的伤痕。

　　3、“一战”中的“死亡愿望”

　　很多人都把这场战争当作是一次洗礼,渴求战后更好地生活,而像罗曼·罗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尼古拉·列宁)这样的反战人士占极少数。这种极端好战精神如此强烈,足以证明,弗洛伊德在战争期间发现的“死亡愿望”是正确的。[3]“一战”中,这种自发的“死亡愿望”可以归结于战前的一系列思想倾向。

　　社会主义继续前行,它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们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的不满与失望。而费边社会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只要将地主和资本家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那么工人的物质基础会有所提高。同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等待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而期待社会主义的缓慢到来,因此他们通常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无政府主义种类繁多,而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恐怖的暗杀行动,给社会制造混乱,同时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交锋在19世纪末达到了顶峰。民主制形成于19世纪后几十年,然而批评民主的人颇多,尤其是索雷尔,可能没有人像他那样憎恨民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从1890年到1920年之间,它被认为是清醒者的避难所。马克斯·韦伯是当时着名的社会家,但是与韦伯一样的社会学家不能给当时社会中的人们给予未来的方向,仅仅只是揭示了他们所在的困境。更重要的是,宗教的危机给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打击,而达尔文主义沉重地打击了正统宗教,尼采更是宣称上帝之死。因此,处于各种压抑之下、埋怨已久的爱国分子亟待改变现状。从而,一种极端好战的精神油然而生,这很大一部分归因于1914年前的人们的思想倾向。

　　其中较明显的思想因素有:一是失望的个人生活经历下暗藏的希冀:人们看厌了当前枯燥乏味而没有信仰的生活,痛恨资本主义下唯利是图的经济现状,因而滋生出一种彻底翻盘的冲动,渴望用一场彻底的战争来结束当前绝望的困境;二是愤世嫉俗的英雄主义者赋予战争浪漫的传奇色彩:在这些人的眼中,战争意味着重生,是获得未来生活的正义的途径;三是大彻大悟的知识分子给予战争未来的憧憬而迸发出来的高昂斗志:他们想用肉体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的共存,以及用思想来抒发战争所带来的益处,他们无所畏惧,只因全国人民心手相连,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他们甚至很享受这种团结一致的爱国情怀;四是人们心中灾难过后的曙光引领着他们产生一种启示录式的救赎:灾难终将来临,不可抵挡,但是这时战争能够让他们浴血重生,并且新生的文明会给世人带来新的光明,照亮昏暗的世界,让他们重新获得信仰;五是欧洲狂躁的激进思想让好战者跃跃欲试:浪漫主义时期的激进思想让他们朝无政府主义靠拢而深受其影响,让他们对战争的到来而激动不已。

　　战争中的好战精神与“一战”前的思想倾向紧密相连,让绝大多人的“死亡愿望”不断被强化而积极踊跃地参与到给他们生活带来异常痛苦的战争当中。

　　4、“一战”中的理想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很多国家的青年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学生与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报名参战,值得指出的是知识分子的参战度极高。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学生,他们都是极具诗人气质的、不安分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视战争为一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探险,他们甚至责怪他们的前辈胆小怕事。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掀起了一场狂热的青年运动,此后他们疯狂的理想主义被深深地融入了战争当中。夏尔·贝玑在1905年从社会主义转向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这位德雷福斯派作家变成了一名爱国主义者、反和平主义者,充满热情地预言未来的对德战争。而在1913年,对法国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贝玑、保罗·克洛岱尔、巴雷斯等类似的人物。被理想主义冲昏头脑的青年运动者们完全无视长辈而投身于自己所坚信的正义的战争中。他们是尼采式哲学思想的代言人、是启示录式心态的倡导者,共同期盼着一场“炼狱之火”与“山崩地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到来。一些诗人和哲学家幻想着战争带来的洗礼,认为这场战争是最高的正义、是重获新生的象征。正如夏尔·贝玑在战争中牺牲前所歌唱的,“死于正义之战该有多么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刺杀弗朗兹·菲迪南大公的青年更是理想主义的化身,他们深受浪漫主义时期思想的影响,认为杀戮暴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正义之事。上述的这些青年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他们都有着自己所坚信的理由而支持战争、投身于战争,甚至献身于战争。

　　战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场恐怖的大屠杀运动,而在“一战”中牺牲最多的莫过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后世之人忍不住感叹道,这场众人期盼的战争究竟埋葬了多少个“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与“乔伊斯”,他们对未来世界的奉献可能不会亚于相对论、精神分析学与《荒原》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虽然说,战争中出现了非常多富有成就的作品和思想,可是付出的代价与战争中的成就谁又能掂量得出孰轻孰重呢?

　　这些被狂热和躁动附身的理想主义者,抱着驱逐衰亡的文明、迎接新的未来的初衷,一次次地助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同样,他们的这种战争精神对战争的爆发起到了促成作用。我们似乎可以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诗人和知识分子策划且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5、结论

　　我们都知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不平衡的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尽管塞尔维亚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而战,它所从事的战争具有正义的民族解放的性质,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的非正义性。无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事件,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人所期盼的,但是对于世人来说,它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完全在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

　　正如前文所论述,战争爆发的起因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而本文讨论的诸如民族主义、“死亡愿望”与“理想主义”的思想因素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不可忽略的促成作用。它们看似无形却左右着诸如青年诗人、学者、艺术家、大学生、知识分子等支持战争的狂热分子的思绪,将他们推向战争并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透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前,大多人抱有激进的思想和启示录的心态,他们无所畏惧,只为战后黎明的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它给战胜国带来的心理打击几乎等同于战败国。大战历时4年,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伤亡人员3000万,经济损失3400万美元。然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那些非物质的才华的损失,多少热血的、满腔爱国热情的、满腹才华的青年人葬送在了这场硝烟四起的战壕当中,他们的这份爱国的热情与尼采式的思想不知道是否应该被歌颂还是应该在一片惋惜中随他们而散去。逝去的英烈可能依旧怀着战前的斗志昂扬而深信自己的思想准确无误,而存活下来的那些拥战者看到战后的狼藉与颓废又会作何感想?战争期间,真理受到了强烈的抨击。战后,一种新的犬儒主义顺势而生,人类对生活的信仰更是不复存在。战争中的浪漫主义面纱也被残酷的现实一层一层地捅破,诗人们、学者们不再想要寻求刺激,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感受不再给予任何希望,相反,留下来的只是后怕、无聊与深表遗憾。

　　如果说在战前人们是欢呼雀跃地梦想着战争会带来好的变化,那么战后的世界表明了那样的梦想注定会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他们不再拥抱战争,甚至对战争深恶痛绝,就像20年后爆发的“二战”前,人们对于战争的来临不再拍手称赞、撰以诗歌歌颂。

　　参考文献
　　[1]代丽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尔干地区形势——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J].科技信息,2008(11):164.
　　[2]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27-471.
　　[3]徐健.21世纪德国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和起源问题的讨论[J].世界历史,2015(6):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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