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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业作为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社会上的诸多现象。近年来，随着一些知名媒体人的离开，临走时他们所留下的别具抒情意味的一纸“告白”文书，引发了公众频繁的关注与热论。在告别信中，媒体人总是会追溯自己进入新闻业的原因，他们对于选择新闻职业的回忆充满了浓浓的怀旧风情，这样的一种集体怀旧浪潮可以归为一种“怀旧征候”症状。在此逻辑下呈现出的离职告白，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抒发了媒体人自己对新闻行业的浓厚依恋之情，但是从深层次上去探究，我们会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味，这些告白话语是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制成形的，往往都是媒体人认知再现的结果。因此，本研究拟探讨的是社会化媒体强势发展的 2009 年至 2015 年间，知名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背后所掩盖和规避的实质性问题。
　　
　　一、知名媒体人的界定
　　
　　本文在探究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时，选择了用知名媒体人的告白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知名媒体人与普通媒体人相比，虽然所处行业相同，但是两者从身份、地位、影响力、知名度、受关注程度等方面都相差甚远，以至于他们所呈现的告白话语背后所引发的舆论效应也会有很大差异。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 David Marshall 教授在其名人研究中用了四个单词来界定名人的定义，分别是agency（ 代理人） 、value（ 价值） 、reputation（ 声誉） 和 prestige（ 威望） .这四个词语中，value、reputation 和prestige 相对容易理解，表示的是声誉、威望越高的人，其知名度也会越高，产生的价值也就随之越大，对于 agency 这一界定词，Marshall 教授认为，名人具有代理人的属性，并且有着影响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能力，代理人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有着一种催化剂的功效。笔者认为，Marshall 教授 agency 的说法和传播学中意见领袖的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指的是人群中首先或者较多接触到信息，并将自己加工过的信息传递给受众的一类人。选择知名媒体人的告白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 首先，知名媒体人具有名人效应。知名媒体人与普通媒体人从广义上区分正如明星与草根的关系，知名媒体人的话语不管内容是什么都会受到大众的关注，其行为有时也能引起大众模仿； 其次，知名媒体人聚焦程度会更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知名媒体人在网络上几乎成了没有任何隐私的“透明人”,他们的行为举动会被公众用放大镜去检阅。
　　
　　二、质性研究方法---互文性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知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话语文本，因此笔者选取了从 2009年至 2015 年间离职媒体人的告白文本之中 13 位来自中央电视台离职媒体人的“告白话语”文本，在百度新闻进行搜索后，去掉原中央电视台王凯离职时发布的视频外，获得有效的告白话语文本共 12 篇。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本文着重从分析话语的互文性方向出发。这里所用的“互文性”分析方法，是话语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分析模式，尤其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以质性分析为首，借助话语体系样式，从而对文本做出解释。批评性话语分析指的是“通过分析话语结构来剖析看似中立的情景，理清其隐藏的操纵策略，挖掘其暗含的意识形态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再现社会事实和建构权利关系的”.而“互文性”分析方法作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点研究对象，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话语秩序的建构和重新建构中。费尔克拉夫认为： “正是关于文本的互文性观点的内在历史性以及它如此便利地容纳创造性实践的方式，才使得它非常适合对于话语变化的关注，并从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角度对互文性进行了理论到实践的分析。”
　　
　　费尔克拉夫将互文性解构成两种不同的维度，即“明确的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这给了本文重要的启迪意义，故而也成为本文探讨媒体人的离职告白话语的主要框架。
　　
　　三、互文性分析中话语的建构力
　　
　　互文性是任意一篇文本所天然独有的属性，文本之间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与其他文本在内容相似性上的碎片化信息，这些碎片化信息按照一定的序列进行整合梳理可以被划分成多种文本块，从而进行区分或融合，故而对原始文本起着强化或补充的作用，成为相关联的文本链。正是由于互文性这一研究方法的历史关联性以及它为大众传媒话语提供的创造性实践的方式，彰显出媒体人离职告白话语文本互文性研究的价值性，对传媒话语的社会认知、社会交流和社会权力功能等研究做出深刻考察。
　　
　　（ 一） 明确互文性
　　
　　明确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中标明的与其他语篇的互文关系： “在明确互文性中，其他语篇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语篇中，它们被语篇的表层特征，如引号，明确标示或暗示”.在下文的具体分析中，笔者将从话语描述、预先假设、元语言三种明确的互文性的表现方式展开论述。
　　
　　1. 话语描述。话语描述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描述话语的方式，也在于描述话语的类型以及话语在整个描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费尔克拉夫之所以使用“话语描述”的术语，而不是传统的“言语报道”的术语，是因为话语描述中被描述的事物不仅仅是言语，而且是书写，不仅仅是它们的语法特征，而且是呈现出不同排列样式的话语组织，甚至是事物被描述时所呈现的语气特征等。媒体人在建构自己的告白文本时，往往采取许多形式，采用直接话语是一种形式，更经常被使用的是间接的话语描述形式，例如将描述的话语置于上下文中等，多种告白文本建构的形式虽然各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通过这样的样式去巧妙过渡自己的社会身份，并且让受众欣然接受。身份功能是人际功能的一个成分功能，它的建构必定与社会关系如何在话语中得到运用的方式有关，而建构（ 再建、重建） 新的身份是如何在话语中得到显示的这一手法是他们呈现告白文本的一个最终目的。
　　
　　“我想将这半年多的思考用书信的方式告诉大家……就在您对着我这封信的同时，我创办的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已经顺利上线了，这就是我过去半年多所做的以及未来很长时间要做的事情。”
　　
　　这段话是王利芬在她的离职文本中的陈述，这种话语上下文的特定说明和时间性的特定说明，都加强了被描述话语的分量和重要性。特别注意像“未来很长时间”这种表示时间性的短句在选择作为描述性话语时始终是有意义的，它能够表明话语主体在进行描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隐性的情感偏见。王利芬是将某种解释加诸她所要强调的创办的优米网上，她的告白文本只是将离职作为一个楔子，真正想要让受众去体会的是未来她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她所创办的网站上。所以她的离职告白文本想表达的真正含义实则是建构她新的社会身份。
　　
　　“一位新闻中心的副主任说： ‘这是在体制里，没办法。’是啊，多少人就在这种体制里被消磨意志、习以为常……”这段文字可以看成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诉诸的是两种身份象征的人群，一种是像新闻中心的副主任一样的干部人物，一种是像王青雷一样无头衔的记者。王青雷回应话语的描述是一种讥讽的表达。
　　
　　讥讽表达的真正作用是为了表示对某个人表达的某种否定的态度，或者就是为了表示对某个人的否定态度（ 不管是愤怒的、嘲讽的或任何其他什么） ,在这两者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区别。一个回应文本的意义不是这个文本生产者的意义，这种认识有可能建立在各种因素的基础之上。
　　
　　2. 预先假设。预先假设也是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由文本的生产者作为已确立的或给定的东西而加以采纳的主张，而在文本的表层结构上存在着各种符合规范的暗示，以表明这一点”.预先假设这种内在暗示性特征表明，“预先假设”不管是建立在何种基础-文本生产者本身或者其他人的文本-之上，都有可能具有意识形态下的操纵意味。它是控制人行为说话的一种隐性方法，可以在无形中操纵着话语的走向趋势，其中访谈法最为明显，访谈者在对被访谈者提出问题时往往可以在问题中设置障碍，被访谈者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在回避问题，因此笔者列举出一些访谈性的文本去分析互文性中预先假设的现象。
　　
　　马东： 央视平台无可取代，对我非常好，在台里也不是没有发展，是我自己想寻求变化。
　　
　　新京报： 也就是说央视给你变化空间不大？
　　
　　马东： 有，但不是我想要的变化。
　　
　　《了望东方周刊》： 在央视不能表达主观感受吗？
　　
　　白燕升： 很少，几乎不可能。如果表达了会受到限制，被谈话，被约束。
　　
　　南方周末： 你在央视，我们看着很风光，你的委屈从何而来呢？
　　
　　崔永元： 我觉得没有什么委屈，非得说有什么委屈，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尽善尽美； 一个是本性的崔永元，疯狂原始人。他们两个得合成一个形象，就是电视里的形象； 要不合成另一个形象的话，就是现在的我。
　　
　　这些访谈对话中，文本生产者的观点其实已经暗示在话语的表层结构中了。马东、白燕升、崔永元的回答实质上建构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体制内的保守现象根深蒂固，一票之权还是掌握在“顽固派”手中，基于政治、经济的压力，“改良派”的媒体人已经没有自由的思维空间，生产出的新闻产品永远都只是将过去的商品重新换包装，没有任何的创新意义。体制内部的新闻职业群体在这样的政治权利和市场机制的交织下虽然有日常的抵抗，但终究是改变不了现实，不能撼动顽固死板的“保守派”体制。
　　
　　在任何一种体裁风格的文章中，标题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核心点，读者可以从标题中读出文章的主要思想和中心观点，并且可以预测文本的走势倾向。因此笔者从这 12 篇告白话语的标题来分析文本的互文性。
　　
　　王利芬： 《人生转型，服务社会依旧》
　　
　　李咏： 《想做合格的爹，多陪陪女儿》
　　
　　王青雷： 《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
　　
　　王涛： 《我不做没意思的事》
　　
　　崔永元： 《“喜欢我的人，请擦亮眼睛”》
　　
　　王利芬是最早离开央视并且留下告白话语文本方式的创造者之一，在她的标题中直接点名离职原因是因为转型，但是副词“依旧”预设： 她并没有离开媒体业，而是以另外一种身份继续向社会大众服务，即指回文本中的内容，她在文本中也确实花了大量的文墨在描述她新的网络平台“优米网”,以一种说服性的方式向大众建构她新的社会身份以及与大众新的社会关系。王涛文本中的否定词“否定”预设： 不做没有意思的事。侧面上指出在央视之前的工作已经做的没有意思了，没有留恋的余地了。否定预设是特殊类型的预先假设，本文中被印证了文本生产者确实做的没有意思，实则是对体制的一种抵制和抗议。王青雷和崔永元文本中对于引号的预设作用： 引号其实具有特殊的功能，所引用语言的表层意义和实际上想表达的意义其实是区分开来的，通过引号的作用来支持一个人的立场。“真话”“请擦亮眼睛”预设着与之对立的概念，从大众的立场看，不禁猜想难道之前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只是戴着面具下的人吗？ 从文本生产者的角度，他们之前发出的声音都是被迫与无奈。
　　
　　3. 元语言的使用。元语言是相对于对象语言而言的一种研究语言的语言，也是“明确的互文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当我们讨论一件事物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对象语言，因为它是对象的表现。而当我们在谈论一种语言时，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元语言。在一个文本中，文本生产者会划分文本范围，将不同的文本层次区分开来形成新的文本。例如王利芬在她的离职告白文本中花了大部分的篇幅去描写她创办的优米网，并且为她的优米网起了一个口号，这种抛出另外一个话题的表达方法将王利芬的离职话语区分开来，形成另外一个文本。新的文本将控制着话语的发展导向，以一种不冲突的方式向受众诉说。这时的话语生产者本身被置于他自己的话语之外，而仅仅以控制者、操纵者的身份出现，这是元语言所包含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互联网时代这些知名的传统媒体人转型需要借助自身的威望来展现权威，在社会化媒体发展的今天，他们生存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时代，这已经注定了他们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之下，就必须要以商业利益为首要原则，必须要吸收读者，因此他们必须有自己的声音。由上可知，这些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用词都有形或无形地揭露出自己离开原工作环境的一面，彰显出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这个人如何将语言置于特殊的话语类型中去体现的一种方式。
　　
　　（ 二） 互为话语性
　　
　　“互为话语性”不再是停留于具体文本中的内容互引，而是与话语常规或话语秩序相关，聚焦在文本是用何种方式霸占着话语常规，即话语类型之间的互动，这些秩序都具有内在的霸权意义，是一种不着痕迹的互引。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指文本与特定社会、历史等语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读者在解读文本时所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历史和社会等因素，又包括读者本人及政治环境等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因素”,话语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描述事件发生的过程，也要同时表达说话者情感立场的功能。如何理解现在知名媒体人离职转型这一现象，可以和此前的相关报道进行对照和互动，从中去发现共性。当前文本所揭示的观点以及说话者的立场、态度需要时间的检验，而当受众急于给相关时间做出定性时，我们就可以运用“互文性”的话语分析模式给予其一个科学的解释文本，即将当前的文本和与此相关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进行互文分析，以此来解读出隐藏在话语生产者背后的思想。一切语境都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关关系，并且这些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媒体人离职潮从 1. 0 时代过渡到 2. 0 时代再到 3. 0 时代，如今走到后 3. 0 时代。媒体人新旧更替如此之快，离去的媒体人纷纷走出去创业，他们已经创造了一副转型的模板，为后来的媒体人离职转型做了铺垫。如今离开的传统媒体人对于互联网社群的渗透力都是有着独特的见解。多年来他们在媒体行业内摸爬滚打，从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纵横交错，通过这一行业积累下来的人际关系以及强大的社会资源聚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新的行业内如鱼得水地自由展现，通过多种方式手段，实现社群圈内的经营打造。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关于互文类的明确条目，而在关于某个东西是不是这些类型之一的独立特例的问题，我们始终面对着往往显得是非常任意的决定的东西。比如，政治类新闻报道往往与领导讲话有着密切的联系，广告新闻是通过媒体来推销商品的文体。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表面上安全的、毫无波澜的话语范围之内，实则是充满了霸权和竞争关系。媒体人的离职告白不仅仅是一纸简单的离职信，媒体人在书写这封离职信时实质上是将这封信作为他们对外转型的宣传口，是借助于特定的语言符号向外界输出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或者称之为意识形态。
　　
　　（ 三） 建构社会关系
　　
　　离职媒体人的社会身份在话语中的建构上，依托的是文本的怀旧话语风格，这些离职告白中怀旧语汇的频繁使用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话语模式，久而久之这些话语呈现在公众面前时，已经复制了人们的理解、解释和回馈的框架，当下一位媒体人离职后，也许公众的大脑表层会形成固有的条件反射。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Svetlana Boym） 说： “怀旧是一种有民主意味的疾病，它不仅仅是个人的焦虑，而且也是一种公众的担心，揭示出现代性的种种疾病。”行业内的离开本来就是世间瞬息万变的法则，各行各业都会出现的现象，为什么到了媒体行业，就会创新出新的式样，这也许是大众一直埋在内心的一个疑惑。加之，媒体人既然要离职，但是在他们的离职书上并没有清晰地道出他们离去的原因，是因为薪资还是工作环境，抑或是其他原因，而是模糊的用煽情性的文字去堆砌曾经的依恋，这实则是一种控制性话语的使用与话题控制对问题的遮蔽。新闻媒体作为大众传媒的目的在于向公众告知国家和社会的事务与决策，扮演的是“宣传部门”的角色，而媒体人充当的是传声筒的职能，经常活跃在公众的视野。对于这样的一种角色，媒体人离职告白的话语使用，也使新闻媒体表现出被动性，掩盖和规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
　　
　　同时，媒体人作为公众形象，尤其是知名的媒体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充当着行业的意见领袖作用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公众所指点，他们应该建构出来的是一种主流价值观中所推崇的活雷锋形象，这样的形象才会更容易赢得公众的亲近感、信任感和认同感。媒体人离职后的创业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媒体人离职创业所建立的很多都是新媒体平台，而新媒体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用户群体，他们拥有一个好的威信和长期积累的名誉，这也是他们创业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总而言之，如同其他职业一样，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非常剧烈的变革。也许话语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方式，以用来研究这些变革在媒体人与大众真正互动的实际情况下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四、结语
　　
　　借助话语隐性的力量，离职媒体人的告白文本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建构自身新的身份来告知受众，这时的告白话语文本已不再是一些简单的符号的拼凑，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整体间的紧密联系。传媒业在客观现实与人的意识世界之间架构起一座重要的桥梁，而语言在默默塑造社会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变成社会群体塑造他者的工具。巴赫金认为以往的文本分析模式过于狭隘，它仅仅停留于微观层面中文本的内部分析阶段，从而忽视了宏观层面文本之间的互联关系。互文性文本分析的范围是相当广泛且丰富的，它不仅突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局限性，而且还以一种流动性的话语研究视角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在互文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目光将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看到了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看到了文本对社会大环境的建构，这样文本就成了考量社会实践和批判社会意识的强有力武器。在面对同一类型的文本时，文本生产者能够通过各种文类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媒体人的离职从表面上看是一次正常的自我人生抉择和仪式化的过渡，但在新闻圈内引发的讨论却不再停留在媒体人的个体层面，而是涵盖了更广的职业，涉及更多的社会因素。
　　
　　[参 考 文 献]
　　
　　[1] 程嘉钧。 “黄镜事件”国内媒体报道的互文性分析[J]. 东南传播，2014,（ 7） : 60 -62.
　　
　　[2] 黄敏。 新闻话语的互文性研究---以凤凰网中朝边境驻军换防的系列报道为例[J]. 中文自学指导，2006,（ 2） :37 - 41.
　　
　　[3] 王利芬离开央视[EB/OL]. （ 2010 - 04 - 15） .
　　
　　[4] 陈吕芳。 从互文性看新闻报道的权利话语[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3,（ 5） : 107 -108.
　　
　　[5] 马东告别央视并非“出事”暗指邱启明跳槽方式不当[EB/OL]. （ 2013 -01 -29） .
　　
　　[6] 白燕升谈离开央视真实原因： 再不走我感到羞愧[EB/OL]. （ 2013 - 06 - 19） .
　　
　　[7] 王亿本，蒋晓丽。 从“互文性”视角分析新闻真实---以菲英文媒体“肩并肩 -2012”菲美军演报道为例[J]. 新闻界，2013,（ 18） : 3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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