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戏曲中僧尼世俗化现象论析

更新时间:2019-07-18 来源:戏曲论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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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之珍(1518—1595)的《劝善记》中有出折子戏《尼姑下山》,同样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勇气表现了小尼姑色空难耐寂寞,在尘世诱惑下逃下山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灵历程。明进在犯戒后犹自心虚,小尼姑色空的表现较之明进更显大胆与天真。她正青春被师父削去头发,对于佛事佛经,她毫无兴趣,青灯古佛,难消她心头寂寞。她对于情爱的渴望并非止于偷情私会和放荡为快的两性关系,而是希望拥有一段美好姻缘,并且不信因果业报,不畏神邪,愿意为此上刀山,下油锅,其对于宗教禁欲主义的恼怒和佛教教义的不屑可见一斑。在佛殿回廊,凶神恶煞的罗汉不能引起色空半点畏惧,反倒被这个天真的小尼嘲笑为“傻角”。她抱着一种游戏心态对神佛罗汉戏谑嘲笑,一派天真烂漫将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消解得无声无迹。在她身上,不仅体现着人的自然情欲,还体现着妙龄少女对美的欲求。她深知自己应是着锦穿罗的女娇娥,而非“腰系黄绦,身穿直裰”的男儿汉。在乏味单调的佛门生活里,人不能追求情,不能享有美,不能越过雷池一步过正常人的生活,享正常人的乐趣,要那“洁身自好”、“心如止水”的空名何用?色空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冲破佛寺清规的束缚,下山“寻一个少年哥哥”去了。她表现出的是宗教禁欲主义重压下,一个干干脆脆、爽爽快快破除权威的小尼形象,从她思凡到逃下山去是一个毫无顾虑、没有踯躅的直线发展过程。色空的乐观开朗、敢于冒险的精神特质同市民阶层如出一辙。
  在中晚明戏曲中,利欲、性欲、情欲在本应断绝七情六欲的僧尼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甚至比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佛门弟子肆无忌惮地摒弃空门戒律,快意追逐尘世的新奇与刺激,或杀人越货,或密会偷期,或诳财骗色,任由个人感性力量冲决理性大堤。他们雅致也好,鄙俗也罢,都敢于突破传统的道德规范,肯定主体意识和个性因素,崇尚自由自在、真实生动的生活方式,以至情至性颠覆冷酷无情的道德陈规,用极具个性的人生价值观代替僵硬刻板的传统价值观念,大胆追求平凡世俗而又多姿多彩的市民理想。尽管有些僧尼因贪恋物欲、性欲而显得原始野蛮、庸俗不堪,但他们客观上反抗了封建禁欲主义和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禁锢。毕竟,欲,是普通人生的一部分;饮食男女,是现世生活的重要内容;儒雅与鄙俗,理智与情感,社会与个人……有诸多冲突与和谐,才有真实生动的世俗人生。
  二戏曲与佛教的关系历来错综复杂,大量戏曲剧目中既有批判宗教教义的,更有大力宣扬佛法的,中晚明亦大体如是。除了上述叛逆色彩颇浓的涉僧(尼)戏外,这一时期反禁欲主义的戏曲作品还有傅一臣的《截舌公招》、黄方胤的《淫僧》等,而该时期借戏曲宣扬佛法的传奇包括汤显祖的《南柯记》、《邯郸记》,释智达的《增广归元镜》,陈汝元的《金莲记》等;杂剧包括陈汝元的《红莲债》,湛然的《金鱼翁证果鱼儿佛》,无名氏的《色痴》等;另外还有南戏《目连救母》。其中,释智达和湛然均为万历年间的僧人,以戏说法不足为奇,而《目连救母》直接取材于佛经《目连因缘功德经》及有关变文,自流传于民间便以宣扬佛教因果业报为主旨,及至万历年间,郑之珍依据宋代以来民间流传的目连戏写成《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全剧虽仍以劝善惩恶,弘扬佛法为旨归,但其单折戏《尼姑下山》已凭借反叛佛教的勇气超越了它思想平庸的母体。可见,中晚明戏曲中,严厉批判佛教教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的作品与宣扬佛法、维护宗教教义的作品虽然共存,但是前者在数量上超过后者,在更新传统的威力上胜过后者,在深入人心的程度上亦甚于后者。僧尼的世俗化意味着佛教徒对神佛的崇拜淡化消失,对市井生活的艳羡溢于言表,他们为欲痴狂,不能自已,充满了世俗气、市井味,成为“欲”的化身。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同明代的佛教状况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该时期戏曲中僧尼世俗化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是明代佛教窳败之象的反映。在明王朝16个皇帝中,明太祖、成祖、英宗、景帝、宪宗、孝宗等诸多统治者不仅提倡佛教,甚至已到了佞佛的地步,以至明代佛寺遍满京邑,凡寺均有“常住田地”,敕建寺院更有“钦赐田地”,经济力量相当强大。明代虽然没有官方统计的僧尼总数,但据专家估计,明末僧尼数不会低于五十万,且万数游僧奔走京师,其中既有参宿访耆之人,亦不乏追名逐利之徒,至于散于民间,将佛门净地当成为非作歹之所的僧尼更是不计其数。明代僧人圆澄曾在其《概古录》中说:“……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为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或要(妻?)为僧而天(夫?)戴发者,或夫为僧而妻戴发者,谓之‘双修’。或夫妻皆削发而共住庵庙,称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义廉耻皆不之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语,……哄诱男女,致生他事!”圆澄从出家人应远离世俗,静心养性的角度出发,斥责僧尼的秉性不纯、犯戒越轨,却不知僧尼窳滥一定程度上乃佛教窳滥所致。明代佛教,唯禅宗和净土宗稍有势力,其余诸宗如天台宗、贤首宗、唯时宗、律宗等,大都陈陈相因,缺乏创新,不论在士大夫中还是在下层民众中,它们的影响力都十分微弱。
  明中晚期,在士大夫中影响较大的是阳明学派、泰州学派以及林兆思(1517—1598)所创的儒教。尤其是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泰洲学派,大力否定圣人和常人的差别,重视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和尘世乐趣的享受,充分肯定人的自然、天性的欲求,猛烈抨击旧道德对人的正常欲望的压制,其理论具有平民化倾向。李贽宣称“盖声色之来,发乎性情,由乎自然”,还指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人们的日常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应该得到满足,并把人心的本质归结为私欲。王艮则讲“爱”,还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何心隐主张“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适,性也”。袁宏道则发出“世界有不好色之人哉”的疑问,还说应“率性而行”。这些极端强化主体意识的观点,在当时社会中,对于冲击封建伦理观念和宗教禁欲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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