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民生思想的意蕴阐释

更新时间:2020-02-03 来源:逻辑学论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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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猛烈抨击封建社会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好民生的内容及实现路径等诸多观点。细心梳理就会发现,李大钊的民生思想内容丰富,且在不少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关注民生的根本生存:“人道主义”人权思想      李大钊关心民众疾苦,很早就呼吁改善群众生活。他试图将个人主义人权观同社会主义人权观统一起来,兼容各派人权理论成为李大钊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1.人人都应享有平等合理的生存权      生存权则属于社会权的范畴,通常是指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具体又可以细分为尊严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环境权、健康权、和平权等。李大钊对这些内容是都作过一定阐述。      在生存权上,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以食为天”,“什么爱国咧,什么共和咧,什么政治改良咧,什么社会改造咧,口头上的话你们只管去说,吾侪小民,只是吃饭要紧。”〔14〕李大钊将温饱看作生存权的首要问题,认为吃饭问题是引发社会革命重要因素,因此发出了“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15〕的狂呼。      在劳动权上,李大钊认为劳动权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方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将生存权、劳动权视为同一涵义。他主张人人都应该成为劳动者,享有维持生存的劳动权利。李大钊同时坚持“禁止使用童工”的态度,他曾深入研究过上海的童工问题,指出“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废劳过度之所致”.〔16〕“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17〕他对儿童所遭受的悲惨境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休息权上,李大钊提出了“三八”主张,即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和休息八小时,〔18〕“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得保平均的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19〕而慰安疲劳的方法可以是满足生理需求的睡眠,也可以是满足工人“智的情的方面的发展”〔20〕,要给工人“神圣时间”,他们可以“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灵性”.〔21〕      在环境权、健康权上,李大钊很早就已经有所关注,并强调社会保障,主张对不同的弱势人群采用不同的政策,呼吁改善群众生活。李大钊非常关怀人力车夫,指出“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谴责其“最背乎人道主义”.〔22〕李大钊还较早地关注到了生活环境以及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23〕对于空气污秽、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李大钊深感忧虑和不安。      2.实行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方式      李大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强调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分配平均,此实是整理,非为破坏”.他认为,要改变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的现状,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明确提出了要实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正义,他说:“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24〕      3.自杀权属于个人自由权范畴      生命权属于人权的根本内容,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生命权,这一点毫无争议。但是,关于自杀权,分歧和争论就不绝于耳,特别是社会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两派争执不下。社会本位主义者认为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人的生命同社会相关,人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个人本位主义观点认为生命权属于个人拥有,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自杀权的态度,李大钊比较偏向于个人本位主义。      在研究各种自杀现象后,李大钊得出结论:“人在不与他人以迷惑与烦累的范围内,应该有他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25〕要特别强调的是,李大钊支持自杀属于个人自由意志,但是他并不鼓励这种消极做法,而是主张青年“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26〕时至今日,面对死刑、安乐死、堕胎等困扰已久的社会难题,李大钊的这种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推进民生的文化引导:“平民主义”教育思想      李大钊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得出了“教育由经济构造而决定”的结论。强调我国加强劳工补助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李大钊非常关注青年的健康成长,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主张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的教育理念,是我国教育思想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总结和深刻思考。      1.揭示教育的本质:“表面构造”      李大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通过发展人们的道德智慧和各方面的分析能力、旨在追求更幸福的生活。李大钊提出“两种构造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是基础构造;而“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并且“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27〕在这里,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伦理以及包括教育在内的种种问题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化。要解决法律、教育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单从问题本身出发,而是应从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出发,唯有如此,才可以根本解决。      在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后,李大钊进一步阐明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教育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把教育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地位、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教育的目的、制度、方针、内容以至方法都要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大钊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剥夺,教育权利也受到损害,“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悲!”〔28〕因此,李大钊号召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和后代争取教育权而斗争,并通过教育传播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他强调,“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最有力的手段就是进行教育。      2.论述教育的内容:“爱国主义”      李大钊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祖国的富强独立而奋斗,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着作中对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多论述。      首先,阐明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李大钊目睹国家危亡、帝国主义的侵赂、社会黑暗,整个中国“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29〕他忧心如焚,向全国人民敲响亡国灭种的警钟,充分说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国民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性。李大钊特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30〕认为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尤为必要。他还指出,“青年者国家之魂”,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并负责《晨钟报》,将其打造成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主张创造青春中华。      其次,李大钊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批判封建主义。他在《大哀篇》中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和军阀混战,“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并且“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31〕李大钊深入研究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深刻揭露了所谓民主共和的虚伪本质,他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32〕      对于西方列强,李大钊及时认清了他们的侵略本质,较早地揭露了欧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谴责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还未被列强完全瓜分,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暂时的“均势”;美国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只是打着调和的幌子,其实质是试图攫取更大利益。〔33〕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李大钊进一步指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因此,他告诫全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中国唯一的斗争对象,我们的任务是要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      再次,李大钊坚决批判封建和奴化教育;并且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李大钊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当今时代精神不符,“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34〕李大钊对封建教育的否定更多是因为其专制色彩浓厚,与追求自由的现代价值观背道而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李大钊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以辩证的态度,“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35〕对于宗教,李大钊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36〕,反对传教士利用教师职业进行传教活动,反对设立教会学校,极力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号召教育界的师生共同起来反对教会教育。      3.阐明教育的作用:“培根固本”      李大钊认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因此,学校对于社会的文化习俗、道德面貌及思想潮流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制造舆论、宣传思想、影响群众的重要阵地。另外,学校通过培养大批的人才,直接为政治经济服务。李大钊主张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同时进行,“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37〕从而充分肯定了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李大钊还分别论述了教育对社会各阶级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指出,知识分子“出其学术运其技能以助益于社会,于是抑郁悲愤奔走呼号以树革命之赤帜”.〔38〕肯定了他们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作用。对于农民阶级,教育可以让他们渐渐觉悟,“努力拿新思想灌输到农民心理中,使他自己论断是非”.      总之,李大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国民性。当然,教育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他主张,民众教育要使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组织和动员群众,为社会革命服务;学校教育要多多地培养有进取心,勇于创新,博闻强记,好学求知的青少年和具有专业造诣的学者、专家;还要把工农教育开展好。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文化水平。      4.确立教育的范围:“平民主义”      (1)倡导平民主义的普及教育      李大钊主张教育平民化,倡导普及教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广大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政治经济上无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更是受到排斥。另外还有占一半人口的广大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本享受不到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提出“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并且“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要求-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39〕所以李大钊历来重视工人、农民和妇女的教育,倡导教育平民化、普及化。      (2)倡导工农劳动与教育相结合      劳工阶级的使命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重大历史责任决定了“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因此,在工人中开展普及教育工作至关重要。为了在工人阶级中普及教育,针对当时工人在资本家工厂中劳动的实际情况,李大钊认为,必须减少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同时还应增加工人工资。李大钊说:“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40〕他在提倡工人运动时,极力主张缩短工作日,让工人有必要的时间学习休息。李大钊还论述了具体的措施,例如“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的知识要求”,〔41〕又或在城市,“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多立贫民学校”等。〔42〕      (3)倡导对农民进行国民革命教育      早在《青年与农村》中,李大钊就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其足达于极点。”有感于当时落后的农村教育,李大钊多次强调农民教育问题的重大意义,“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43〕,号召有识之士到农村去,用教育这武器来为开展农民运动服务,为推动阶级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服务。李大钊十分突出反帝反封的革命主义教育,认为要开展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阶级教育,进行工农联盟的政治教育。要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把狭隘的乡土观念逐渐转化而显出阶级的觉悟,认识到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是狭隘的,应该是全面联合的而不是一村落一城邑分立的甚至自相冲突的。并且把农民武装起来,只要现代的武器一入农民手中,五行八卦的进攻便逐渐失其效力。      在教学方法上,李大钊提出要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农民的接受能力出发,“图书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准备”.〔44〕李大钊还注重把农民教育和开展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要求一切革命者积极地帮助农民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在农协的组织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积极教育农民、引导农民、发动农民。      (三)搭建民生的伦理基石:“男女平等”妇女思想      李大钊把妇女解放作为社会改造的主题之一。强调没有女权的社会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声讨旧社会歧视妇女的种种不合理,以唯物史观分析妇女的社会地位,寻求妇女争取解放的目标、任务、条件和途径,主张将妇女解放与整个人权运动结合起来,把妇女解放纳入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来。      1.妇女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45〕李大钊也指出西方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46〕所以他得出结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经济,经济上不独立决定了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为此,他主张“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47〕      2.接受教育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      妇女教育问题,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一方面争取和男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是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妇女教育问题的解决,要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去实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卑下,和中国长期把妇女排除在教育之外,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分不开的。因为妇女没有文化知识,处于愚昧状态,且与社会生活隔离,因而缺乏觉悟,不能自觉起来反抗性别压迫,争取自身权利。在深入分析上述情况后,李大钊认为要使妇女解放,必先让妇女接受教育,“生活上职业上的要求,使妇女有教育的修养的必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48〕他号召中国无产阶级妇女一定要争取受教育权,否则妇女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      3.妇女应当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      李大钊坚持彻底的“男女平等”立场,号召中国妇女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在身体上、精神上解放自己,寻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      首先,李大钊重新厘定了妇女权利的四个维度。1923年,李大钊在湖北女权同盟会发表演说,提出了十条目标,进一步细化和丰富了女权内涵,并且强调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包括中国宪法应规定最低婚龄、女子应享有为官吏之权、女子应有同受教育之机会等内容。〔49〕      其次,李大钊主张自由、神圣、崇高的恋爱观,“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鼓励“真正之爱情”.他认为,应该让青年男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50〕李大钊坚持“爱情婚姻一致论”,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造成无数家庭悲剧的根源,主张“实现爱与结婚一致,使一家之中,全充满爱之空气。”〔51〕同时,李大钊也告诫青年男女“爱情是有变动的”,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      再次,李大钊鼓励婚姻自主,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李大钊持彻底的批判态度。李大钊还支持离婚、再婚自由,认为“不必以此为耻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他赞成寡妇、鳏夫应有再婚的自由。除此之外,李大钊积极倡导“一夫一妻”,称其“衡诸天理人道,最称允当,不可渝犯”.我国古代一夫多妻制是以男权至上为特征的,并没有尊重妇女人格和实现男女平等,“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因此,为极力扭转这种社会病态,李大钊主张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      (四)勾勒民生的未来蓝图:“幸福和谐”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追求的美好理想是实现“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52〕的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      1.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李大钊对此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论证。李大钊依据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强固的根据”,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指出社会主义是“运命的必然出现,是历史的命令”,是全国人民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时,中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惨遭破坏,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也是折戟沉沙。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新纪元,中国革命斗争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综合国内、国际两种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它必然发生”.而且,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依靠“人间的理性”,李大钊主张要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阶级斗争的新生机,原动力就是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革命是无可避免的”.      2.社会主义使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建立公有制,消灭剥削压榨,实现公平分配。李大钊还设想随着电气化的普遍推行,生产力水平会大大提高,劳力强度会大大减弱,农工均会获得更多自由。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消灭了阶级压迫, 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打破一切特权阶级,建立“平民的社会”.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对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可以由社会主义“智的方面”“情的方面”“意的方面”的建立,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理上的理性认识和道德基础,而这三个方面体现在社会方面,就是政治、法律、经济。可见,社会主义会“再造出一种更好之道德”.在文化上,李大钊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文化艺术获得完全发展。      3.“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      就在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怀有极高期待的同时,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的质疑、非议甚至污蔑此起彼伏。为了回答这些责难,李大钊针锋相对地研究“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一命题,释疑解难,着重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实现,这完全符合当时在思想界进行斗争的迫切需要。在“知”的方面,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在“情”的方面,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在“意”的方面,他认为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资本主义的统治,即“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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