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rjdtv.com--逻辑学论文】

　　Abstract：Logical terms were evolving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China, it not onl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history of standardizing the translated logical lexicon, but also a process of the logical terms' localization in China. Some scholars like Yan Fu and Zhang shi-zhao attempted to resist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by sinicizing the logical terms we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Sinicizing translated logical terms reflexes the tendency of logical terms' evolution.

　　Keyword：logical terms; translated terms' evolution; sinicize; localization;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 近代学者严复等人将逻辑学术语译介到中国, 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对应于西学逻辑术语的译名?如果有那么对应的中文译名是什么?如果不能根据已有中文词汇一一对应, 那么怎样进行撰构?通过对逻辑术语译名演变过程的考察, 笔者将回答和阐释这些问题。本文将梳理逻辑学术语从明末到民国初年这段时期内的演变过程, 分析和比较同时期或不同时期逻辑学术语译名不规范的原因, 探讨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重要意义。这里主要探讨逻辑学的关键术语“逻辑”、“归纳”和“演绎”。

　　一、从“落日加”到“逻辑”

　　logic这一术语的中文译名首次出现于高一志的《童幼教育》 (1615) 。书中在讨论哲学的五个分支时, 把西文的logica译为“落日加”[1]17-18。在《名理探》 (1631—1639) 中, 李之藻与傅泛际把拉丁文logica音译为“络日伽”意译为“名理探”[2]13。可能受此影响, 震旦学院院长李杕翻译了逻辑学着作, 取名《名理学》 (1908) 。由于《名理探》出版后影响较小, 以至于后来没有人再把“络日伽”作为logica的译名[3]11-15。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出版了《辨学启蒙》 (1886) [4]2。在这里logic意译作“辨学”, 董志铁认为, “辨学”作为逻辑的译名便始于此书。[5]26但是, 据曾祥云考证, “辨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着的《辩学遗牍》 (1635) , [6]255这里的“辨”为“辩”之本字, 所以也有写作《辨学遗牍》、《辨学遗迹》。[6]97-115王国维将他的逻辑学译着命名为《辨学》 (1908) 并指出:“辨学之定义。约而言之, 则推理之科学也。”[7]1

　　日本学者往往将logic译为“论理”或“论理学”, 我国学者在由日文译介逻辑着作时, 常借用“论理学”这一译法。比如留日学生田吴炤于1902年翻译的逻辑书定名为《论理学纲要》。梁启超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02) 一文中也使用了“论理学”一词。他说:“自亚里士多德, 而论理学蔚为一科矣”[8]11-15。到底是田吴炤还是梁启超在先, 还有待考证。

　　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研究, 严复把logic音译作“逻辑”, 意译为“名学”。为什么这样翻译?严复解释说:

　　案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 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 在心之意, 出口之词, 皆以此名, 引而申之, 则为论理学。故今日泰西诸学, 其译名多以罗支结响, 罗支即逻辑也。……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 以如贝根 (今译培根) 言, 是学为一切法之法, 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 为用之广, 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深远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 有明季之《名理探》, 乃李之藻所译, 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 曰辨, 皆不足与本学相副。必求其近, 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涵, 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 正名之事, 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9]2-3

　　严复批评了前人的译法。在他看来, 不论是“名理探”还是“辨学”都不足以表达逻各斯 (λóyos, logos) 的微言大义。逻各斯既有思想、观念之义, 又有语言交流之义, 引申义为推理之学。西方科学之名在西文中都以logy结尾, 这个“逻支”就是“逻辑”。

　　严复对日本学者把logic译为“论理学”嗤之以鼻。他在《名学浅说》中指出:“日本谓名学为论理学, 已极浅陋, ……窃以为不及吾译。”[10]43虽然严复主张把logic译为“逻辑”, 但考虑到logic这一术语在汉语中并无相应术语可对应, 为了方便可以译为“名学”。在他看来, 中国以正名为目标的“名学”与西方逻辑学的目的相近, “名”字所包含的涵义也比“辨”要广博得多。在笔者看来, 这是严复坚持逻辑术语译名应当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的一贯理念使然。然而一些学者不同意严复的这一观点。

　　例如, 梁启超反对用“名学”译logic。他的疑问是:如果说“名学”是表达了“逻各斯”含义的术语之一, 那么, “道”、“理”实际上也表达了此意, 难道它们也可以用作logic的译名吗?他指出, 严复采用这一译名的真实意图是要使名家思想与西方逻辑对应, 因为, 在西语中, 名家也称作“论辩家”、“辩者”。严复这样做是为了支持他这样的比附:逻辑是关于名或概念的学科。显然, 梁启超的看法有一定道理, 但他并没有完全理解严复坚持译名中国化的深意。[11]266

　　章士钊的做法更具建设性。他干脆把自己的着作定名为《逻辑指要》, 并且以“民质”为笔名, 在《国风报》1910年第29期发表题为《论翻译名义》的文章, 明确指出:“至‘logic’吾取而曰逻辑, 实大声宏, 颠扑不破。为仁智之所见, 江汉之所同归, 乃崭焉无复质疑者矣。”[12]252此文一出, 引发了一场论战。此后认可“逻辑”译名的学者日渐增多, 把logic译作“逻辑”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总之, “逻辑”译名优于其他译名之处是:首先, 它比其他译名更具有协调性。在一个术语体系中, 把logic译作“逻辑”, 再把logical implication译作“逻辑蕴涵”, 把logical inference译作“逻辑推论”就顺理成章了。反之, 若把logic译作“名学”, 再把logical implication译作“名学蕴涵”, 把logical inference译作“名学推论”就不适当了。其次, 把logic译作“逻辑”, 它比其他译名更具中立性, 不会有歧义, 容许作较宽泛的解释。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logic一词译名的讨论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 Logic汉译的大讨论有助于我们重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 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出发, 客观而全面地研究中国逻辑与其他逻辑传统相比的优缺点,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在西方逻辑术语东渐的中国化探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逻辑东渐初期, 译着者首先必须寻找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相似性, 否则两个不同语言文化体系是无法交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盘西化和据西释中的方法就会越来越显示其局限性。逻辑作为一门西方传来的科学, 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其内部理论和术语框架将必然无法由传统的汉语语词完美表述,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近代中国逻辑的发现得益于西方逻辑的传入,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以西方的逻辑框架来生套中国逻辑, 正如刘培育所说, 中国人对于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比较研究经历了着眼于“同”到着眼于“异”的过程。1现阶段我们只有重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 才有可能实现西方逻辑思想和术语体系的中国化、本土化。

　　第二, 这一大讨论的深入, 有助于克服“中国逻辑”名称的困难, 进而为建立融合古今中西的中国逻辑学奠定基础。20世纪30年代, 金岳霖先生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中国逻辑”的名称能否成立?如能成立, 其意义是什么?研究中国逻辑应当秉承怎样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是关乎中国逻辑研究的具有根本性的先决问题, 同时也涉及了逻辑学研究中一些基本问题。这就是中国逻辑的名称困难问题。依照金先生的分析, 逻辑学也应当与物理学类似, 他主张分清“中国逻辑学”与“在中国的逻辑学”, 在他看来, 如同没有英国物理学一样, 严格地说没有“中国逻辑学”, 只有“在中国的逻辑学”, 即“在中国的欧洲传统演绎逻辑学”。为克服上述困难, 崔清田等中国逻辑史研究学者主张将名学和辨学合并为“名辩学”以指称中国逻辑学, 从而有助于化解采用中国逻辑、英国逻辑等名称面临的困难, 也可以凸显不同逻辑传统和逻辑系统的差异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古今中西相互融通的逻辑和逻辑术语体系。解决逻辑名称困难的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 逻辑学前辈的上述前瞻性观点对于如何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逻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三, Logic汉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逻辑的观念, 逻辑的不同层次、不同传统和不同分支, 进而探讨我们所说的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逻辑既有一般意义上的逻辑, 即崔清田所说的“逻辑一般”, 同时又有特殊意义上的逻辑, 如因明、名辩学, 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印度逻辑称之为因明, 就不能常常把中国逻辑称之为名辩学呢?逻辑不仅有三大传统, 而且有古代逻辑、近代逻辑、现代逻辑, 不仅有演绎逻辑、而且有归纳逻辑等分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通常所说的逻辑都是关于推理和论证的科学, 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是必然推出的, 后者既有必然推出的, 又有非必然的推理。历史上由于没有澄清逻辑的观念, 分清逻辑的不同层次, 导致了许多无谓的争论;一旦澄清了逻辑的观念和其他问题, 这些争论就自然会消解。

　　二、从“引推”、“推演”到“归纳”、“演绎”

　　在逻辑术语翻译历史上, 归纳和演绎的译名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对出现的, 少有例外。所以, 笔者将这一对术语演变合并阐述。

　　在李之藻等译的《名理探》 (1631—1639) 中, 把英文deduction译为“推演”[2]132。这是我们发现的deduction的较早译词。在南怀仁的《穷理学》 (1683) 中, 他把西文的induction译为“引推”[13]1113。这应该是induction的最早译词。清末传教士艾约瑟在《辨学启蒙》 (1886) 中, 把induction译作“即物察理之辩法”或“凭事察理”[4]5;把deduction译作“凭理度物之分辨”或“连类推测”[4]6 (3) 。可见当时对译名的选定还不确定。

　　实际上, 当时出版的西汉词典中, 归纳等逻辑术语译名差别很大, 缺乏规范, 没有统一的译名。例如, 在罗存德《英华辞典》中, 把syllogism译作“定夺”。在《西语译汉入门》中, 把syllogism译作“辨法”、“三角论”。在《英华粹林韵府》中, 把syllogism译作“辩驳词”和“推论之辞”。

　　以译名规范方面, 严复的译法很有代表性。1898年, 严复在《国闻报》上连续发文, 对归纳和演绎做了通俗的阐述:“而于格物穷理之用, 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 一曰外导。……如化学、力学, 如天、地、人, 动植物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 则多外导。学至外导, 则可据已然已知推未知者, 此民智最深时也。”[14]92在这里, 严复把induction和deduction分别译作“外导”、“内导”。这应该是严复外籀、内籀译名的通俗版。3年后, 在讨论科学术语时, 严复提到了“内籀”、“外籀”, 并着重强调了内籀的重要。严复采用这种古雅的译名, 主要基于文化上的考量, 这是他关于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一个尝试。他认为, 西学“实则精理微言, 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之言, 则求达难。”[14]1322因此, 严复主张取先秦古籍之词来创译西学术语, 以“求其尔雅”[14]1332。这一思想动机, 在《天演论》的自序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及观西人名学, 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 有内籀之术焉, 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 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 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者云, 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 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 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 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皆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14]1320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严复的译名虽然并没有直接取自《易》、《春秋》古籍, 但严复试图从先秦古籍中选取古雅之词来创译induction和deduction, 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 早在严复之前, 就有日本学者西周 (1829—1897) 主张把induction和deduction译作“归纳”和“演绎”并指出“过去西洋均重演绎之法, 近来却趋向归纳之法。”[15]53, 544他指出:

　　这里介绍一个格致知学的方法, 它是英国的约翰·穆勒发明的……可以根据它对学域进行重大改革, 最终达到兴盛。此改革之法是何?即induction归纳之法, 要知此归纳法, 必须先了解deduction演绎之法。所谓演绎法, 顾名思义, “演”就是推广、发挥之意, “绎”就是从线头引出线之意, 即从一个重要之处引出种种。可将此比喻为猫吃老鼠。猫吃老鼠时先从老鼠的重要头部开始, 然后逐渐吃老鼠之身躯、四足、尾巴。……总之, 从其认为最重要之处引出种种道理, 这就是如同猫吃老鼠的演绎法……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反, 可将此比喻为人吃鱼。人吃鱼是先一点点吃鱼的最美味之处, 然后吃完所有应该吃的部分。从细微处接近全部, 由外归到内。懂得了这种归纳法, 就可谓真理无二。[15]53

　　在我们看来, 西周用“猫吃老鼠”和“人吃鱼”的比喻来说明演绎和归纳, 生动形象有余, 精当严谨不足。但总体看来, 他对induction和deduction含义的理解是正确的, 译名基本符合信达雅三标准。

　　这一对译名被我国留日学生广泛采用, 传入我国后, induction和deduction译名之争主要是严译的“外籀”、“内籀”与日译的“归纳”、“演绎”之争。尽管严复以后, 很少有人采用内籀、外籀的译名, 归纳和演绎译名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标准译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严复逻辑译名中国化的失败, 因为日译译名采用的是和制汉字, 同样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客观上也是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一种尝试。

　　实际上, 严复把induction和deduction分别译作“内籀”、“外籀”显得古雅, 译名更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意蕴, 但是不够通俗易解。日译“归纳”、“演绎”优于严译之处是:它比严译更具口语化特征。此外, 比起“内籀”、“外籀”来, “归纳”、“演绎”更通俗易懂, 更易于传播。

　　对于Induction、Deduction译名的讨论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Induction、Deduction汉译的大讨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视角看待逻辑关键术语的汉译。应当看到, 不论是逻辑关键术语的汉译还是和译, 都在西方逻辑术语东渐的中国化探索中做出自己的贡献。lnduction、Deduction作为西方逻辑关键术语, 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必然无法由传统汉语语词完美表述, 这就是中西语言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近代中国逻辑的发现得益于西方逻辑的传入,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以西方的逻辑框架来生套中国逻辑。我们只有重视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 才有可能实现西方逻辑思想和术语体系的本土化。

　　第二, 关于汉译术语与和译术语的选择, 不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选择。日译的逻辑术语也是西方逻辑译介本土化的探索。我们不能把严复等人坚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汉译的行为看作是落后和顽固的思想加以批判, 有些严译术语虽然并未流传至今, 但严复的工作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复等人的创译实际上是中国名学思想研究独立于西方逻辑研究的尝试。我们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日本的新汉语运动所创的新词全都是汉字, 有的读音也与汉语发音相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日译的逻辑术语在最终的意义上也是一种西方逻辑译介中国化的探索, 也可以看作是西方逻辑术语中国化进程中的产物。

　　第三, Induction、Deduction汉译的讨论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逻辑的观念和不同分支, 进而探讨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逻辑、培根、穆勒以后的近代逻辑和布尔以后的现代逻辑的联系和区别。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逻辑不仅有古代逻辑、近代逻辑、现代逻辑, 而且有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等不同分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演绎逻辑是必然推出的, 穆勒传统的归纳逻辑是非必然的推理。在讨论中一旦澄清了逻辑的观念、逻辑术语体系和其他问题, 就会促进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三、从“推辨之论”到“三段论”

　　syllogism这个关键术语的中文译名首次出现在的《名理探》 (1631—1639) 。该文译者为李之藻等人。在该书中, 他们把西文的“syllogism”, 音译作“细录世斯模”又意译为“推辨之论”。

　　在南怀仁所译《穷理学》 (1683) 中, 把syllogism译为“理推”, 该文又将reasoning也译为“理推”。在《亚里士多德里传》 (1875) 中, 传教士艾约瑟把西文syllogism译为“西罗吉斯莫斯”。后来, 艾约瑟在《辨学启蒙》 (1885) 中, 又把syllogism译作“三语句论”、“断语”等。在颜永京的《心灵学》 (1889) 中, 他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屑录集成”。在《理学须知》 (1898) 中, 傅兰雅在讨论穆勒的逻辑思想时, 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成据之案”。

　　那一时期出版的西汉词典中, 这些术语译名差别很大, 没有形成共识。

　　在罗存德《英华辞典》中, 把syllogism译作“定夺”。在《西语译汉入门》中, 把syllogism译作“辨法”、“三角论”。在《英华粹林韵府》中, 把syllogism译作“辩驳词”和“推论之辞”。在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 (1902) 中, 田吴炤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推测式”。在大西祝的《论理学》中, 胡茂如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三段论”。在高岛平三郎的《论理学》中, 也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三段论”。

　　严复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中, 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连珠”。为了证明他选择译词的正确性, 严复作了如下解释:

　　案演连珠见于文选。乃一体之骈文。常以臣闻起。前一排言物理。后一排据此为推。用故字转。其式但作两层。与三词成辨者。实稍殊异。虽然。使学者他日取以审真谛。其意义乃与此同。但旧是骈文。语多徘丽。遂生云雾。致质言难见耳。不佞取以译此。无所疑也。西文原字司洛辑沁 (syllogism) 。此言会词。意与此合。惟日本谓名学为论理学。已极浅陋。而呼连珠为三断。窃以为不及吾译。因所汇三词。仅成一断。名为三断。转或误会。不可以东学通用而从之也。[10]57

　　可以看出, 严复错误地把日译术语“三段”看作“三断”, 认为日译术语的含义是三个结论, 从而反对这一译词, 现在看来, 这就是术语转译中的一个乌龙罢了。此外, 在《名学浅说》文本里, 严复竟找不到任何完全符合三段论结构的古论据。相反, 他的论据来自于宋代诗人苏轼的文章:

　　比如苏轼武王论。其发端曰。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二语仅列一案一断。若将其全叙。当云。圣人不以臣伐君。例今武王以臣伐君。案故武王非圣人也。判略举此三式。学者可悟。凡有论断。莫不皆然。[10]57

　　王国维在《辨学》 (1908) 把西文的syllogism译为“推理式”。在李杕着的《名理学》 (1909) 中, 他把syllogism译作“引徵式”。这些译词都没有流传下去, 只有严复的译词引起了后来的激烈争论。

　　总之, 与严复把syllogism译为“连珠”相比, 章士钊把它译作“三段论式”在“信”和“达”方面更为合理, 以后一直被广泛沿用。但是, 在严复那里, 译作连珠有传承中国文化的考虑,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意义。

　　把syllogism译为“连珠”是严复的创译。汉译直接选自中国古代文献。严复的动机和思路很明显, 既然西方逻辑中有三段论, 中国古代一定有类似的东西。估计严复也是颇费周章, 终于在陆机的《文选》中找到对应的相似物, 那就是连珠。显然, 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西方逻辑类似物, 是严复译介西方逻辑的初心。可惜他只看到中西逻辑术语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只是一种表面的相似性, 而这一种表面相似背后的差异性被严复严重忽视了。严复的这一汉译显然是一个失误。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严复西语翻译中国化探索是失败的。从总体上看, 这只是西方逻辑术语汉译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和交出的“学费”。

　　现在, 笔者考察其他学者对严复译名“连珠”的批评, 从中总结其经验教训。

　　章士钊在他的着作《逻辑指要》中表达了对严复译名“连珠”的批评, 并说明了理由:

　　三段论式, 严氏译作连珠, 于义无取, 吾屡论及。兹于连珠源流, 着其崖略如下:

　　连珠之作, 始自子云。……盖谓辞句连续, 互相发明, 若珠之结琲也。 (沈约注制旨连珠表)

　　所谓连珠者, 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 而蔡邕、张华之徒, 又为之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 不指说事情, 必假喻以达其旨。……欲使历历如贯珠, 易覩而可悦, 故谓之连珠也。 (傅休弈叙连珠)

　　杨兄覃思文阁, 业深综述, 碎文璅语, 肇为连珠。以下拟者间出, 杜笃贾逵之曹, 刘珍潘勖之辈, 欲穿明珠, 多贯鱼目。 (《文心雕龙》)

　　《文选》止载陆士衡五十首, 而曰演连珠, 言演旧文以广之也。大抵连珠之文, 贯穿事理, 如珠在贯, 其辞丽而言约, 其体则四六对偶而有韵。 (明吴讷文章辨体)

　　由上观之, 连珠体制可见。“辞句连续, 互相发明”, 之二语者, 牒之三段, 颇亦得其髣髴。至按其如何发明, 似傅休弈最为知言, 即所谓“不指说事情, 必假喻以达其旨”者也。夫三段何不说事情之有?倘不说事情, 小前提将无自而生。可知此体在逻辑别有所属, 纵所穿并非鱼目, 而决不能强指为三段。[13]86

　　简言之, 严复把syllogism译为连珠, 但章士钊考证了连珠的源流以后指出, 中国的连珠和三段论是不同的, 因此他主张采用日本学者的译法, 把syllogism译为三段论式。客观上讲, 严复的译法具有美学意义, 而日本学者和留学生的译法通俗易懂, 更容易被人接受。在西名汉译中国化的探索中, 章士钊注意到了中西语言和术语的差异性, 而严复忽视了这一点, 强调了二者的相似性。然而, 不论是严复还是章士钊, 都在努力开拓西方逻辑汉译中国化的道路。

　　译作三段论和译作连珠的分歧和与之相关的讨论, 在其深层次上体现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二者的差异不仅是形式结构的差异, 而是思想文化的差异。我们知道, 基于中华文化的名学与基于西方文化的三段论逻辑的差异有三:其一是重意向、轻抽象;其二是重类推、轻推理;其三是重实事、轻虚辞。着名文学家、思想家钱穆对此有比较具体的分析。在研究《庄子·天下篇》辩者21事“狗非犬”这一条时, 钱穆发现, 三段论推理在这里失效了。按照《尔雅·释畜》的解释:“犬未成豪曰狗。”钱穆发现, 从西方逻辑学的角度看, 狗指示没有长毛的犬, 显然属于犬的一类。从中国名学的角度看, “犬”这个意象再加上“未成豪”这个意象才是狗。所以, 在钱穆看来, 之所以中国的连珠和西方的三段论不同, 是因为西方逻辑学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 而中国古代名学更重视具体的“意象”, 用钱穆的话说:“辩者正名, 一以意象为主。今曰犬, 吾心中仅有一犬之意象, 固也。若不曰犬而特指曰狗, 则不徒为犬, 而又为犬之未成豪者。此在言者之意, 于‘犬’象之外, 又增一‘未成豪’之象也。”[18]124

　　钱穆接着论述道:“‘狗之一名, 内函未成豪’一义, 为‘犬’名所无, 固不可以‘犬’名推。我国古代名家重意象, 重主观, 故论名重内函, 而斥推证, 此与西方逻辑取迳不同, 为用亦各有通窋, 各有根据, 各成系统。后人不辨, 一切以西方连珠之律令绳之, 讥中国古名家为诡辩, 诋之为不通, 是轻诬古人也。公孙龙子有白马论, 云:‘白马非马’, 亦此意。”[18]126

　　钱穆的意思是说, 西方三段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它着眼于概念的外延, 从外延上确定类的属种关系;而中国名家重视概念的内涵, 拒斥基于这种属种关系的推导, 中国名学与西方逻辑“取迳不同”、“各有根据, 各成系统”, 所以, 这种来源不同、理论依据不同的名学不同于西方逻辑学, 不能用西方逻辑的规则作为准则来讥笑中国名家, 说“狗非犬”、“白马非马”是诡辩。实际上, 钱穆反对从西方逻辑视角来看待中国名学, 主张从中国文化出发去评论名家和名学。5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 从钱穆的观点出发, 可以推测他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思想, 即基于不同文化的三段论和连珠表面上类似, 实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在笔者看来, 连珠是一种“文章推理”, 它是一种日常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推理, 与西方逻辑的三段论有明显的区别。若把连珠看作中国文化中产生的逻辑推理, 那它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三段论有很大的不同。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是造成二者差异的根本原因。

　　关于syllogism译名的讨论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将促使我们不仅从西方文化传统视角而且从中国文化传统视角看待逻辑关键术语的汉译。syllogism作为西方逻辑关键术语, 建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 它与中国名学, 与中国古代连珠是表面相似, 实质不同。如果要生搬硬套, 就会出现如“狗非犬”之类的不合常理的表述, 这就是中西语言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 也是蒯因所说的译不准原理。只有重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才有可能实现西方逻辑思想译介的中国化。

　　第二,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促使我们确立正确的逻辑观念, 进而探讨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推进中国逻辑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 不同的逻辑建基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不同的逻辑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一定的文化会产生一定的逻辑, 一定的文化也会制约一定的逻辑。只有阐明了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才能说明三大逻辑产生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只有澄清了逻辑观念、逻辑与文化的关系, 才能推进逻辑学的全面发展。

　　第三, syllogism汉译的讨论引人深思的是, 一些学者认为西方逻辑学体系可以适用全世界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语言体系、所有的思维方式, 甚至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思维实际。在引介西方逻辑学时往往流于体系的套用和术语的比附, 忽略了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 一味地寻找与西方逻辑术语相同的地方, 例如汉民族思维中明明没有三段论的思维形式, 却偏偏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定有对应的术语, 与syllogism名虽不同实际却相同。严复用连珠来作为syllogism的译词, 虽然是逻辑术语中国化的有益尝试, 但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认识不足, 是导致三段论译词不恰当的原因之一。实际上, 严复用连珠作为syllogism的译词也没有能到认可。这个译词也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四、简要的总结

　　一百多年过去了, 关于逻辑术语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但是对于一些主要逻辑观念的争论还在继续。比如, 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 究竟应该采用据西释中甚至比附的方法, 还是采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化方法?通过考察逻辑术语译名演变的历史进程, 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并获得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 逻辑术语译名演变的曲折历程是术语译名不断规范的过程, 也是译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 需要遵守信达雅标准以及音译和意译互补, 以意译为主的原则、一致性等原则。更重要的是, 逻辑术语译名的定名不仅要考虑上述原则, 而且要考虑文化的因素。既不能持有全盘西化的文化观, 也不能盲目排外。只有扎根本土文化, 树立文化自信, 才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正确方法。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不仅对于中西文化都了然于胸, 而且明悉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 明辨其异同。因此, 严复译名的特色是源自中国文化, 在此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一套创译方法, 这正是逻辑术语创译中国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可见, 逻辑术语译名的中国化是逻辑术语演进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 近代学者严复等人坚持走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道路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19世纪末, 甲午战败之后, 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正视西方近代文化, 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 继而探索走向进步与富强的道路。逻辑作为一种科学方法, 可以为政治、社会活动中迫在眉睫的问题提供指导。严复等人移译西方书籍, 不仅是一种学术交流, 更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播。为此, 严复率先把逻辑与先秦的“正名”学说直接联系了起来, 他的主张为近代学者将先秦逻辑思想比作西方逻辑的研究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16]36-45在严复之后, 梁启超在研究先秦墨家思想时, 用西方逻辑理论作为比照标准。这种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的思潮,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期的一种思想倾向。[16]36-45胡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则更是把先秦逻辑直接比作西方逻辑, 反映了他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17]36-45严复与胡适不同, 他力图使逻辑术语译名中国化的尝试是对全盘西化文化观的抵制, 更具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第三, 从文化的视角看, 明末以来的中国社会矛盾加剧, 进步学者不满于理学的空疏之弊和儒家独大的思想禁锢, 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潮。同时也激起了实学家们研究整理中国传统文化, 特别是先秦逻辑思想的兴趣。这些“睁眼看世界的”学者译介西学着作不仅仅是带来了逻辑术语, 更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找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某些结合点, 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6]188可见, 逻辑学术语译名的演变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演变, 这种演变具有强烈的文化变革和转型发展的意蕴。

　　第四, 从逻辑关键术语演进的过程来看, 译名规范化和定名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 它们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因素, 二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 三是科学因素。语言因素是指逻辑术语在音译时, 常受到当地语言口音的影响, 例如清末一系列中外词典的发音与例句都属于南方语系的发音, 拗口难读。严复在音译西方术语时, 因为用福建口音读英语单词, 译出来的术语读音让非福建母语的其他学者感到困惑。明末传教士和教徒在选择逻辑学术语译词时, 更倾向于选择中国文化中已有的文本概念, 或是当时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典籍中的相关概念。这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因素制约的结果。清末民初时期, 随着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逻辑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一时期逻辑学术语的翻译对先秦名辨学和宋明理学的附会渐渐减少, 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逐渐成为主流, 在这时, 科学因素的制约作用体现得比较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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