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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并未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样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是因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受到了执政者或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目前，俄罗斯已明确未来将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将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透明有序，俄央行也将具备更高的独立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 俄罗斯 利益集团

　　俄罗斯在转型发展和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货币政策选择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试图选择“休克疗法”的“稳定化”策略，到 1993 年以后不断为叶利钦当局的赤字财政融资；从反思 1998 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到普京八年实施强国战略把汇率稳定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再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主动选择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核心目标。俄罗斯货币政策的选择，一方面试图遵从市场经济原则，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在实际选择中，却又经常背离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初衷。如何理解俄罗斯转型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中的这种矛盾和背离？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的利益非中性和利益集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货币政策选择与通货膨胀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俄罗斯央行宣称维持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经常偏离这一目标，最终导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问题一直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明确俄罗斯转型时期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分析俄罗斯货币政策选择的决策机制。公共物品被萨缪尔森界定为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但严格满足这一界定的物品并不多见。奥尔森认为：“实现了任一公共目标或满足了任一公共利益就意味着已经向那一集团提供了一件公共的或集体的物品。”奥尔森关于公共物品含义的表述，更加突出了公共物品的公共属性以及利益分配属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
　　现代经济通过金融系统来完成资源配置，货币政策则通过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使所有经济主体从中受益。货币政策还可以影响资产配置、产业结构、出口和消费，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其制定、实施、传导过程中具有利益非中性和消费的强制性，在诸宏观经济政策中具有鲜明的公共物品性质 。货币政策实施后，一国的经济主体都将“消费”这一特殊的公共物品，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就成为一个公共选择问题了。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应致力于“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避免自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我们称这样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选择为“货币政策中性”。但是由于货币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将产生利益分配效应，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试图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这样货币政策选择就会表现出利益集团博弈的公共选择性质。
　　无论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各利益集团对货币政策都具有高度敏感性，并试图对货币政策选择施加自己的影响。不同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过赋予央行更高的独立性，来避免利益集团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因此，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央行行长人选及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是利益集团在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上博弈的核心。而转型国家央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制定程序的规范性等，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条件。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央行独立性水平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重要因素。马里泽瓦基（Maliszewski）指出，在转型国家，由于宏观经济失衡、金融系统不发达等原因，导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伦格尼和塞茨（Loungani and Sheets）通过构建中央银行独立性评价指标，来对转型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加以评估并和德国相比较，结果显示，转型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大多低于德国。由于转型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较低，使得其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其制定则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利用公共选择理论来分析转型国家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是合适的。公共选择理论被缪勒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问题，特别是分析了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
　　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之初，中央银行并不具备独立性。时任央行行长的格拉先科（Виктор Геращенко）无奈地表示：“只有当政府增加开支的胃口有节制时，银行才能紧缩信贷发放量。”俄罗斯于 1995 年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俄罗斯央行行长由杜马任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例如 199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认为时任央行行长杜比宁（Сергей Дубинин）应引咎辞职，便将杜比宁邀入克里姆林宫并要求其写下辞职信。央行独立性的不足，使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往往放弃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核心目标。为了分析俄转型以来的货币政策选择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分析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决定机制及策略选择。我们假设俄罗斯影响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利益集团分为：执政者、企业、民众。其中：对于执政者而言，其主要的利益诉求是维持其执政地位；企业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利润最大化；民众的利益诉求是良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不同规模的利益集团之间，奥尔森认为，相较于大集团，小集团更容易为促进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
　　据此，俄罗斯利益集团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按大小排序分别是执政者、企业和民众。执政者在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对于执政者而言，将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来选择合适的策略以维持其执政地位。企业也有着较强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在转型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 1996年总统大选前，俄罗斯 13 个企业巨头曾联名发表公开信，毫不掩饰地对竞选者施加政治影响：“无论是谁占有俄罗斯政权  必须懂得国内企业有着影响过度无原则和不妥协的政治家的意愿和能力。”企业所构成的利益集团中，银行是重要力量，其影响力随着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而壮大。199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企业仍是货币政策效应的主要承担者。一方面，从一般的意义上看，更加稳定的通胀预期和货币汇率对于所有企业的经营决策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和本币汇率变化的不同方向对于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企业又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虚拟经济中的企业对通货膨胀的期望是不同的，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对本币汇率的变化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货币政策制定来自企业的压力就取决于不同企业在集体选择中的地位和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民众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但其可通过对本币币值变化进行预期来调整自身的货币持有量，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利益集团构成不同的约束条件。由于货币政策选择可能导致在不同利益集团中产生一个非中性的利益分配效应，利益集团在影响货币政策制定上有非常强的动力。利益集团将根据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并试图对央行施加影响，最终决定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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