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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军军事文学是军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军事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日益频繁，军事文学传播也成为军事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载体。要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军事文学传播的作用，以便于更有效地促进先进军事文化的发展，需要我们努力认识军事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着力把握军事文学传播的多重要素，大力推动军事文学传播的全面展开。
　　关键词 ：军事文化 ；军事文学 ；传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军事文化是人类长期军事实践活动的产物。我军的军事文化是在党领导下的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先进军事文化，是人民军队的血脉，是革命军人的精神家园。文化发展无止境。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化浪潮越来越强大，军事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日益成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先进军事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军的军事文学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客观地再现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军人的心灵世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精神，有效地推动了先进军事文化的发展。新形势下军事文化传播和交流趋势的加速与扩大，使军事文学传播面临着新的要求。“文化”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 ：一是“大文化”，即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是“中文化”，即精神文化；三是“小文化”，即文学。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文学都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此 ,弘扬和传播我军先进军事文化，需要我们努力认识军事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
　　军事文化传播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军事文化的发展规律，也提供了军事文化的发展动力。文学传播作为人类文化传播活动中的一部分，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赋诗言志”，其目的不在于诉诸人的理智，而在于通过读者的感发领悟去把握作者的传播意图。换言之，用文学传播其政见及思想是中国文士的一贯传统。作为军事文化的载体之一，军事文学不同于其他载体的特点，也使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规律。军事文学是意识形态和审美的统一。从本质上来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社会结构由两个基本层次构成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与一定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而在经济基础之上，则“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政治、法律制度；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艺术（包括文学）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指出 ：“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的灵感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作者的心理状态就能说明的。它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让它与政治和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虽然属于意识形态，但却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它因其特殊的审美性质而拥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从而比之一般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保持更远的距离。文学在文化体系中的特殊性正在于此。由于军事活动领域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其他领域文学相比，军事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更加强烈，但它仍然是一种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结合。
　　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军事文学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无功利性和功利性的统一。军事文学是无功利性的，审美并不寻求直接的实际利益满足，“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但是，军事文学的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功利考虑，它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审美的方式展示我军的风采、传播我军的理念、呈现我军军人的心灵世界，因此，其功利性是深深隐藏于无功利性内部的，也就是说，军事文学以其无功利性实现着强烈的功利目的。正如鲁迅所说 ：“文学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与此相适应，军事文学还表现为一种情感和认识的统一。其中，审美情感是直接的，理智认识是间接的，直接的审美情感的深层往往潜伏着间接的理智认识。军事文学的这些特点，就使其在对外传播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过程中，硬性灌输少、软性渗透多，强行认知少、情感认同多，从而使我军军事文化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抵达其他文化群体的心灵深处，产生深层次的文化号召力。因此，就发展先进军事文化而言，军事文学对外传播所能取得的这种效应，是其他军事文化载体所不能替代的。在我军发展的各个时期，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仅以小说来看，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莫言的《红高粱》、朱苏进的《射天狼》、朱秀海的《穿越死亡》??一系列数不胜数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军事文学板块。这些作品承载着我军不同时期的军事文化发展状况，本应成为与外军军事文化沟通交流的绝佳载体。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与一些外国军事文学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约瑟夫·海勒的《第 22 条军规》、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相比，我军军事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抛却其他方面的因素不论，军事文学对外传播的不给力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军事文学作品的价值需要传播才能实现，“束之高阁”或是“藏之名山”的态度在当今时代已不算明智的选择。只有将“传播”贯穿军事文学作品从创作到接受的整个过程，才能使军事文学作品产生较大影响力，真正起到军事文化载体的作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可谓这方面的典范。1936 年，正值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年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经过四个月的采访见闻，写下了着名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又一译名）。1937 年 10 月，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了这本作品，到 11 月已发行了 5版，重印本和翻印本更是不计其数，产生了极为广泛强烈的影响。许多西方读者都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了解到有关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的相关情况，而我军的军事文化也通过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伊始，党中央就把他的这次实地采访作为向外界传播信息并获得关注与支持的重要渠道，安排他实地参观考察边区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先后与其进行长谈。正是由于我党主动明晰的传播意识，斯诺得以掌握了大量鲜活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使《西行漫记》这部作品具有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也有力地反驳了当时针对我党及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许多不实之词。在实现其价值的同时传播了我军当时的军事文化。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由此也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军事文化传播环境。一方面，军事文化传播的途径更加丰富快捷，平台更加广阔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对我军军事文化空间的挤压和同化的危险时刻存在。相比前者，后者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特定的文化氛围，是促使个体与之认同，建立与之相符的个人身份的先决条件，随着西方军事文学作品及其衍生产品在我国的广泛传播，这些作品所代表的西方军事文化因子必定会对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并与之建立认同关系。这种状况不是战场上血与火的对决，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略，其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更强。例如，“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中，60%—70% 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所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 1.2% ；美国公司生产的电影只占全世界影片产品的 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 50% 以上”。当人们津津乐道于好莱坞电影大手笔的音效制作、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战争场面，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淋漓畅快时，殊不知已经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渗透。
　　而且，西方军事文学作品在审美方面做得越好，越是能够掩盖其意识形态的强烈指向性。从文化的传播路径来看，传入和传出同等重要。前者保证了一种开放的文化发展姿态，后者则保证了本国文化自身“造血功能”的正常。近年来，我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兴建了多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主流价值观，增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以便于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可。发展先进军事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在吸收借鉴外军军事文化有益因子的同时，也要积极地传播我军军事文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军事文学作品传入我国的传播实践以及获得的实际效果，清晰地表明军事文学传播不失为一种回应当前军事文化传播环境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其更强的隐蔽性和渗透性必然使传播过程更加顺畅，传播效果更加理想。
　　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类型的文学都不可能脱离传播而独自存在，随着文学发展阶段的不同，其传播过程的要素也有所不同。对于当前军事文学传播来说，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受者是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三个要素。不同的传播主体，传播的目的、宗旨、动机、观念不一样，有随机自发性的，也有目的明确的 ；有营利性的，也有非营利的 ；有职业化的或专业的，也有非职业化的或业余性的。不同的传播主体，由于各自的角色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同，他们传播文学的作用、效果肯定也不同。因此，把握军事文学传播主体是军事文学传播的首要前提。担当军事文学传播主体角色的首先是军事文学职业型创作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学专职作家。
　　文学来源于生活、得益于素养，作家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积淀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最终传播效果。比如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其独特新颖的题材内容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不仅极大地强化了战争小说的传奇性，而且运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和侠义小说中夸张、浪漫、通俗、生动的写作手法，将战争小说的传奇色彩推向了极致，提高了传奇化军事小说的艺术品位。《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与作者曲波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以及他在东北地区的战斗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再如 1984 年总政治部组织一批作家赴南线战争前线实地体验生活，这次难得的经历触发了许多作家的灵感，写出了优秀的作品，着名诗人周涛就创作了长达两千多行的诗作《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掀起了一股长诗热潮。除了专职作家，业余创作者也是一类不可忽视的军事文学传播主体。他们本身从事着军队内外不同岗位的工作，由于热爱文学、热爱军事走上了业余创作的道路，其文学素养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创作热情和对军事生活的熟悉和感悟是非常突出的。
　　以上两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传播主体。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世界的开放性、自由性、便捷性使许多人愿意通过网络成为新型传播主体，也使军事文学传播主体的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方面丰富了军事文学传播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军队文化控制方面的难度，还需深入研究，趋利避害。媒介，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按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见解，“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在现代传播学中，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国际互联网等。文学媒介是文学的语言与意义得以传播的物质形态及渠道，包括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和网络等类型。随着人们对文学传播规律的把握日渐深入，媒介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面对迅速发展的大众媒介，我们已不能如以往那样仅仅将其看作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物质载体。当今时代的媒介不仅仅也不再安于只做一个物质的信息载体，它们的控制欲望和力量越来越强，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介入到文学传播过程中去。这也印证了着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名言 ：媒介即讯息。
　　与其他文学样态一样，军事文学媒介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军事文学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到了电子媒介产生后，又将文学呈现方式从单纯的文图平面化改造为视听结合的立体化。及至网络媒介出现后，文学传播方式更是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每一种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都使军事文学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把握并利用这些特点，能够有效地促进军事文学传播效果，否则，只能落伍于时代。从当前军事文学对外传播的实际情况来看，书籍仍然是主要的传播媒介，但电影、电视和网络已经日渐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新媒介的出现并不排斥旧媒介的存在，“所有的媒介形式都是共生的，并不是彼此毁灭的”。特别是对于文学传播来说，多种媒介重复、长效的传播能够让文学的信息得到及时而又广泛的扩散，进而产生叠加效应。书籍可以改编为影视作品，影视剧本也可以出版发行为书籍，书籍和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都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增强。例如徐贵祥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出版后得到的关注十分有限，但是几年后当这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在各大卫视热映后，人们又产生了回过头来再次阅读作品的强烈欲望，并热衷于比较书籍与影视的异同。不管过程怎么样，《历史的天空》最终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传播效果。都梁的《亮剑》、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作品也都经历了类似的传播过程。
　　当然，不同媒介的文学传播作用是不一样的，只有在把握差异的基础上，才能不损害作品的内涵，从而使不同媒介主导的文学传播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共赢之境。传统的文学观认为，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文学传播活动就宣告结束了。但是，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家创作的结束也许仅仅是文学传播的开始，文学传播活动的延续还需要受者的继续参与。因此，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传播受者的地位逐渐得到了重视。换言之，不重视受者的传播活动注定无法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其实，我国古代的文学实践活动就已证明了这一事实。脂砚斋、畸笏叟之于《红楼梦》，张竹坡之于《金瓶梅》，金圣叹之于《水浒传》，前者本来都是后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受者，但传播至今，前者阅读时所做出的精彩评点已成为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军事文学传播面对的受者处于其他文化体系之中，文化差异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军事文学传播主体深入了解传播受者所处文化体系的特点，选择传播受者较易接受的传播媒介，特别是要深入了解传播受者的期待视野，即传播受者在进入军事文学作品之前及过程中，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而形成的隐性结构图式。在军事文学传播过程中，当这一隐性结构图式与传播受者的实际体验相吻合时，就会产生视野融合的正面传播效应 ；反之，就会产生视野排斥的负面传播效应。《西行漫记》之所以能够在 1937 年面世之后得到传播受者的广泛赞赏，产生极其强烈的传播效应，除了这部作品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内在素质外，还在于它满足了当时西方读者想要一睹地处偏僻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庐山真面目”的强烈愿望。也就是说，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其在《西行漫记》传播过程中的实际阅读感受发生了完美的视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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