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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日渐深入。清末,西方财政学的传播基本上仅限于常识层面;北洋政府时期,深入到理论层面;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瓦格纳强调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财政理念对国人的影响特别大;其次,西方财政学的传播服务于近代中国的财政改革运动。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近代中国;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西方财政学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近百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中国传统财政思想向近代化的转型,促进了近代财税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比较薄弱。本文拟分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过程和整体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并总结传播呈现的特点,以期加深对近代中国财政理论和财税制度变迁的理解。由于财政学的传播深度受制于一般经济学的传播水平,故在本文的讨论中往往以对经济学的简介为背景。
　　一、清末(1860-1911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在近代中国何人最早传播西方财政学知识,对此我们颇难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心和传播西方财经知识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陈炽、张謇等,其中以黄遵宪、马建忠较为突出。黄遵宪在出任外使期间,悉心考察欧美、日本的文化制度,着有《日本国志》(1895)。书中对西方预算制度和日本明治·50·维新以后的税制改革有所介绍。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一定影响。曾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则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对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思想家之一(其经济方面的代表作《适可斋记言记行》刊行于1896年)。他在介绍西方关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严重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现象,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保护关税的主张。进入20世纪以后,研究财经问题的学者开始接触国外财经科学原着,从而加快了西方财经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步伐。以下三人值得关注。
　　着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年)对西方近代经济学着作的涉猎范围甚广,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于1897-1900年翻译、1902年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该书的第五篇专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属于财政学理论。梁启超(1873-1929年)则是20世纪初中国财政学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对西方财政理论的涉猎范围广(包括租税转嫁问题、分税制理论、公债理论等),在传播西方财政学说方面功绩卓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对西方财经理论和政策的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准。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关财经的论述主要是为其经济纲领服务,而不是纯学术探讨。
　　1900-1911年,中国共出版过数十部近代经济学着作,有不少涉及西方财税理论和制度。①在1900年一个突出现象是,财政学原理一类的编着或译着开始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胡子清编的《财政学》(东京井木活版所1905年出版)、黄可权编的《财政学》(天津丙午社1907年出版)以及张锡之、晏才杰等译的《比较财政学》(东京财政调查社1909年出版)。胡子清所编的《财政学》出版于日本东京,主要供该地的中国留学生阅读。
　　该书共分“总论”、“经费论”、“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五编,主要取材于作者在早稻田大学的听课笔记,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国人自撰的财政学原理一类的着作。黄可权所编的《财政学》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西方财政学原理一类译着。该书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两位教授所着的两种财政学讲义编译而成,分“财政学总论”、“经费论”和“岁入论”三编,内容比较简单,在翻译上尚存在大量照抄日文术语等问题,总体质量不高。张锡之、晏才杰翻译的《比较财政学》的原着作者为日本着名财政学家小林丑三郎,该书分财政学总论、国家经费论、国家收入论、国家公债论、国家财务论、财政史论六编,其特色是重视各国财政制度以及各派学说的比较。该书原着出版于1905年,反映了19世纪末西方财政学的理论研究进展,受以瓦格纳(当时也有译作瓦格涅)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论的影响尤大。
　　纵观清末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可以大致以19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处于引进财经常识阶段,尚未深入到理论领域。这一时期,在财政思想领域还存在中国传统财政思想与西方财政思想的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抗,前者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它日益削弱。19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国传统财政思想日渐被束之高阁,西方财政学说开始独霸中国经济讲坛。其次,在传播的深度上达到理论层面。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传播尚处于理论的最初引进阶段,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西方财税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北洋政府时期,西方财政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辛亥革命以后,传统的财政思想事实上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被西方财政理论所代替。以下两个事实可以说明北洋政府时期西方财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成就。
　　首先,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水平较以前有明显提高。表现在:(1)该期(尤其是1925年以后)出版的经济学着作不仅在数量上较前期有大幅的增长,②而且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国人自撰着作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翻译本,二是译本中欧美着作的数量逐渐赶上并超过了日本着作(那时的日文经济着作基本上都是由欧美贩运来的二路货,缺乏突出的创见)。其主要原因是“五四”以后自欧美留学返国的学者增多,逐渐主导了国内经济科学论坛。(2)西方财经科学传播的阵地较以前更为宽广。辛亥革命以后,各地纷纷设立新式高等学校,专业性的财经杂志大量涌现。1923年夏,中国经济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在上海成立。这说明,西方财经科学的传播队伍在日益壮大。
　　其次,就财政学本身而言,当时出版的财政学着作在数量上是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中最多的。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开始出现较有深度的财政学专题研究着作(包括译着),如王官彦、王官鼎翻译了美国着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Seligman)的《所得税论》(上海中华经济学社1921年出版),萨孟武翻译了日本着名财政学家小川乡太郎的《租税总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出版的财政学译着仍以日文着作居多,但这不代表财政学引进的相对落后性。这是因为,近代日本主要从德国引进西学,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学者在西方财政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小川乡太郎的《租税总论》就颇能反映当时西方税收理论水平,作者深入而全面地论述了西方税收诸理论,注意分析、比较各家学说的得失,其中对税收原则、税系理论的论述尤为详尽,并提出了自己的税系理论。
　　在肯定上述传播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高估它。一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传播水平不是很高,纯经济理论的书籍数量仍不够多,且内容陈旧,在深度上尚处在教科书层次,这自然会影响国人对西方财税科学的理解深度。二是就财政学本身而言,该时期国人自撰的几部财政学着作,内容都较简单,着名学者陈启修所着的《财政学总论》(1924)勉强可算是一个例外。陈氏认为当时的日本财政学基本上未脱离翻译时代,故在书中直接吸收了一些欧洲(主要是德国)财政学的研究成果。他坦承其着作在财政学史上只能属于“未成·52·财经研究2011年第3期品”。③总之,这一时期国人的财经着作仍处于“述而不作”的阶段。
　　三、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较高的水平。我们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为界,将该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对相关状况作整体评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学术界对西方财政理论的吸收情况。下面先分析国民政府前期财政学的整体传播情况。首先,西方经济学的整体传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从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起,国内经济着作的刊行数量开始有爆发式的增长,到30年代前后达到高峰,仅1930年就出版了160本经济专着,抗战爆发后才有所减退。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国人自撰部分的比重继续提高。译着中,欧美原着在数量上较日文原着占压倒的优势。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世纪20年代末起,国人自撰的有关经济学原理的着作大量出现,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⑤这说明国人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方面开始步入成熟阶段。
　　其次,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长足的进步。该时期财政学着作的数量在经济科学各分支中仍居第一位。从着作的内容看,关于财政学个别理论的专题研究着作(包括译本)开始大量出现。⑥译着方面,虽然仍以译自日文的居多,但一些能反映时代水准的欧美名家名作也陆续有译着出版(介绍见后)。
　　当然,该时期西方财经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成绩仍不能估计过高。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国人对国外经济学说的介绍,在时间上仍不够及时,内容上仍不够理想,这自然会影响部门经济学包括财政学在内的研究水平。总之,这一时期国人自撰的财经着作一般仍系“述而不作”,鲜有独到见解。但由于财政学在当时受到特别的重视,该学科与西方的差距似乎没有基本经济理论大。⑦从尹文敬着《财政学》(1935)所列外文参考书目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内财政学着作已能关注西方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财政理论进展。这说明财政学对西方的研究进展跟踪得要相对紧密一些。
　　再看国民政府后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情况。虽然抗日战争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不无消极影响,但总的来说,该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水平仍有所提高。抗战爆发后,经济着作的刊行数量虽然呈持续减退之势,但战争后期(1943年后)开始回升,并在战争结束后掀起了一个小高潮,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为止。⑧经济着作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译着方面,20世纪40年代起,译自日文的着作与译自西文的相比,在数量上已微不足道。自撰着作方面,抗战胜利后已有能反映西方较新观点的经济学原理方面的着作问世。⑨这说明西方经济学的整体传播水平有所提高。
　　财政学研究方面的进步更加明显。该时期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方面的着·53·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作,几乎全为自撰着作,译本基本绝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少作者来说,所谓“自撰”,并非对西方原着的单纯编译,而是致力于财政学的“本土化”。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是一例。他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财政学不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适性,西方人撰写的财政学教材系以西方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为依据,并不适合国内学生使用。他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不是简单堆砌西方财政理论和制度,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财政问题展开论述,堪称这一时期国人自撰财政学的标志性成果。另外,当时国内财政学界已对西方的财政学研究动态予以较密切的关注。例如,曹国卿着《财政学》(南京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所列参考书目就反映了欧美学术界最近十年以内的相关研究成果。此是就教科书而言,学术刊物对国外学术动态的追踪就更及时了,如《财政评论》(1939-1948年刊行于香港)就定期编载《各国杂志重要财政金融论文索引》。
　　总之,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其末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或者说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国民政府时期学术界对西方财政理论的吸收,突出的成绩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批欧美一流学者代表作的翻译出版。这些着作的原着多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书中的理论“即使在西洋也是崭新的”。⑩其中较为着名的有:道尔顿(H.Dalton,当时译作达尔顿)的《财政学原理》(1933);庇古(Pigou,当时译作披谷)的《财政学研究》(1932);薛赉时(Shirras)的《财政学新论》(1934);塞利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1933)、《累进课税论》(1934)、《租税各论》(1934)等。
　　英国近代着名财政学家道尔顿在《财政学原理》一书中以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为重点讨论了财政理论。他从“最大社会利益原则”(principle of maximumsocial advantage)出发,认为公共经费的合理界限是“其所生之社会利益与社会损害相消时”,而公共收入的合理状态是总收入在各种租税和财源间的分配,“务使社会损害与边际效用相等”。○11道尔顿对公共支出、税收、公债等纯理论的分析,给国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西方财政思想史上,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将约翰·穆勒的“均等牺牲”(Equal Sacrifice)发展为“最小牺牲”(Minimum Sacrifice),对税收公平原则作出了新的诠释。“最小牺牲”意味着各人的边际牺牲相等,这就要求实行激进的累进税制度,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在《财政学研究》中,他大量使用供求弹性、边际效用、边际成本等近代经济分析工具,向中国学者展示了崭新的财政学研究方法。该书的译者评论说,“……就全部的理论看来,它只是界限主义(即边际主义———笔者按)的应用。但是以界限主义来说明一般的牺牲与获益,我们以为是没有危险的。”○12着名英籍印裔财政学家薛赉时所着的《财政学新论》之所以受到国人的重视,主要缘于该书的取材特点。书中所论,多述及东方各国,如中国、日本、波斯等,而于印度尤详。该书译者认为“印度与吾国同处东亚,同以农立国,两国风土人情,颇多相近,故原书论及彼邦财政上之得失利弊,实多可为吾国借镜。”事实上,国民政府时期财政学界对中国的一些具体财税改革问题的看法明显受到该书的影响。如薛赉时针对印度的传统大家庭组织所提出的遗产税征课方法的建议,对中国学者思考本国遗产税问题,就不无启迪。
　　美国着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以长于租税的转嫁与归宿分析而闻名,他将租税转嫁问题视为价格理论的一部分,运用供求法则进行分析。他深入探讨了各种税种的转嫁问题。此外,塞利格曼对国地税的划分问题也颇有研究,提出着名的“效率”(efficiency)、“适当”(suitability)、“相当”(adequacy)三大划分原则,被不少中国学者奉为讨论中国相关问题的圭臬。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凯恩斯宏观财政理论在中国的及时传播。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文简称《通论》)问世,次年6月,财政学家姚庆三即发表《凯恩斯货币理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对凯恩斯理论的演变过程和《通论》的基本内容作了介绍和分析。其中“公共建设政策”一节专门介绍了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和投资乘数理论。○15以上所述仅是国民政府时期学术界吸收和传播西方财政理论的几个较为突出的例子。19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经济学家将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应用于财政学,有力地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上述道尔顿、庇古、塞利格曼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事实无疑反映了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深入。
　　四、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两个显着特征(一)19世纪末期以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念对国人有重大影响19世纪末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位居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当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将市场理论作为研究重点,而对财政学的探讨则相对淡静。此时德国学派占据西方财政学研究的高地,而阿道夫·瓦格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瓦格纳于1872年出版了《财政学》,完成了近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财政学成为独立学科,他被公认为创立者。瓦格纳在社会政治观上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又拒绝社会主义体制,强调通过国家这一“超阶级”组织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消除社会矛盾。从这一思想出发,瓦格纳反对古典学派的财政中性论,主张政府扩大职能范围,积极干预经济。瓦格纳特别重视税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即社会政策原则)。该原则要求按经济能力的大小实行累进税制,·55·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对非勤劳所得、不劳所得、垄断所得、奢侈品加重课税,计算最低生活费、个人家庭经济情况采取减税措施。”通过这些措施调整所得和财产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瓦格纳的上述财政思想对近代财政学西方各国的财政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并以之为媒介,对中国产生影响。陈启修在其《财政学总论》中将自19世纪末以来的时期称为“财政学大成时代”或“新财政学时代”,认为该时代财政学最大的特色在于“注重社会政策的观察”,而瓦格纳是该时代财政学之“代表”,并坦陈其着述“盖亦根据新财政学而立论者也”。思想上的传承关系甚为明显。另一位民国时期着名的财政专家贾士毅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租税政策调剂贫富、谋社会民众利益”,“已成世界之趋势”。诸如“生活必需品之免税,劳动所得之轻课,资产所得之重课,财产及遗产税之增设,偶然或超过利得之征收,以及累进税率之采用,比例税率之改正”,在欧美“各国已次第实现”。并认为,我国与西方虽“因国情互异,设施容有不同”,亦“不能外此潮流者也”。○19贾士毅所说的这股世界潮流正是以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政策学派所倡导的。
　　瓦格纳的财政思想之所以能对国人产生重大影响,细究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是时代因素。瓦格纳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社会矛盾催生出其学说,由学说又产生社会政策,这种社会政策对后进国家具有示范性影响。其次是文化因素。中国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经济干涉主义传统,且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多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古代儒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为他们所向往。这使他们很自然地对瓦格纳的上述财政理念产生认同感。最后是近代西方财政学特定的传播路径(德国-日本-中国)。近代日本效法德国,而中国学习日本,这种影响也就顺理成章。在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孙中山,因为孙中山的思想对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思想和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孙中山考察西方社会,认识到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社会革命其将不远”。
　　他认为中国在采用西方生产方式的同时必须设法预防西方社会的流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并将税收政策作为实现该纲领的工具,“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在近代中国的税制改革运动中,人们极为重视税收的公平原则,追求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一事实是瓦格纳财政思想对国人影响的一大佐证。
　　(二)西方财政学的传播服务于近代中国的财政改革运动西方财政学之所以在民国时期得到较深入的传播,重要原因之一是财政问题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题,财税制度的近代化改革是历届政府面临的急迫任务。因此,民国时期财政学领域人才辈出,其学术上的亮点往往不在于理论上的创新,而是为制度改革出谋划策。近代中国财税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较多。既有对旧制度的改革,如对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等传统税制的改造,又涉及新制度的创立,如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营业税等西方近代税种的引进、预算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划分等。这些问题的最初提出固然与西方财政学的传入有关,但嗣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无疑又会影响国人学习西方财政学的内容和重点。西方财政学的传播与中国的财政改革之间呈现一种互动的关系。
　　例如,20世纪20-30年代西方都市财政学的大量引入,就与当时的市政改革有关。我国自古以来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城乡的区分,自清末预备立宪起,开始了从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在当时中国市政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一批海外归国学者大力鼓吹市政改革,主张建立以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为目标的现代城市体制,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市政建设和管理经验,按照近代都市财政学的原则提供需求日增的城市公共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市政问题的热潮,出版了大量的市政学着作,并涌现出一批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据当时学者陆丹林的《市政全书》(道路月刊社1928年出版)统计,截至1928年7月,仅留美学者译着的有关市政问题的书籍就有78种之多。再如,国民政府时期对西方近代财计制度了解的深入也与当时的财政监督制度改革有关。1928年底,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财政委员会,着手完善财政监督制度的立法,其成果就是超然主计制度的出台。该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为留美学者卫挺生。他认为,中国传统财计制度的主要缺陷是计政与财政合而不分,从而不能有效防止官员的贪污舞弊。为此,他将“分工合作”与“内部牵制”这两大现代工商业组织的管理原则应用于财政管理领域,设计出四大联综系统与超然主计制度,其大要为:(1)由财政机关主管的行政系统即命令系统,负责财政收支命令的签发事项;(2)由主计机关主管的主计系统负责财政收支的预决算和统计事项;(3)由代理公库机关主管的公库系统即出纳系统负责现金、票据、证券等财政资金的收付事项;(4)由审计机关主管的审计系统负责财政收支的检查监督事项。四大系统互相牵制、联立并存、互相辅助,构成所谓的“联综组织”。其中主计系统直接隶于国民政府(1930年成立主计处),与五院处于对等地位,俾具有独立资格,超然有所主张。这就是所谓的“超然主计制度”。它与联综组织一起,将财政和计政区分开来,从理论上说,可以比较有效地施行财政监督,遏制官员腐败。超然主计制度是民国时期财政制度的重大创新,它实际上是卫挺生等以美国的财计制度为原型加以改造而成。
　　它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此制度割裂了财政部的职权,不利于财务行政。双方曾发生激烈的论争,由此深化了国人对西方财政管理体制的认识。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1941年,经济学家朱通久在总结中国近代财政学的进展时曾列举当时财政名家的代表作,其中最多的即为对中国自身财政问·57·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题的探讨,包括贾士毅的《关税与国权》(1929)、《国债与金融》(1930),卫挺生的《财政改造》(1929)、《中国今日之财政》(1931),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罗介夫的《中国财政问题》(1933),朱契的《中国财政问题》(1934)等。
　　朱通久同时指出,国民政府时期所得税、遗产税的征收、公库法的实行,中央与地方预算的举办等都是财政学着作对财政改革影响的例证。他的列举当然是不完全的,但道出了当时财政学发展与财政改革的关系。可以说,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使命不仅是传播新理论,更重要的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的实际问题。
　　五、结　语本文对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状况做了简要勾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呈现明显的阶梯性特征。清末,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仅限于常识层面;北洋政府时期,深入到理论层面;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基于时代和文化因素,瓦格纳强调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重视税收的社会公正原则这一财政理念对国人的影响特别大。其次,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西方财政学的传播不是单纯的学科引进,它启发并服务于中国的财政改革。国人基于对自身急需解决的财政问题的认识,在对西方财政学学习的内容和重点上有明确的选择。他们致力于为制度改革建言献策,而理论上的创新则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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