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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关注水利问题，水利史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方法以及学科交融的研究趋势。正如森田明指出的，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①就元朝而言，虽国运短祚，但在水利治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对当时社会经济起积极作用。

　　一、农田水利与河湖治理

　　农田水利研究是元代水利史研究的重点。陈高华《元代水利灌溉事业初探》开阔了元代水利史研究的路径，为后来学者讨论该问题奠定了基础。除了传统地方志、《元史》和治水要籍之外，陈先生还注意到了《元典章》、《通制条格》、黑城文书、石刻材料以及元人诗文集。因此，其所涉内容的研究也大为拓展和深入，“元代水利法规和水利机构的设置”一节是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论述元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态度; “元代水利工程丁夫的征募和工程的管理”一节则是将元代水利史研究引入社会史视野的拓荒之作。[ 1 ] ( P96 － 113 )王建革对于宋元明时期江南的农田水利用力颇深，发表了多篇文章。《元明时期嘉湖地区的河网、圩田与市镇》一文认为元明时期嘉湖地区的河网分化形态非常明显，河网增多的情况下，圩田增多，市镇发展，植桑增多，形成了良性的农业生态体系。[ 2 ]《10—14 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一文认为宋元时期地方豪强围垦的兴起使官方开始对基层水利界限进行控制，治水官员则利用各种措施增加圩内团结力，以此完成共同修圩之事务。[ 3 ]《宋元时期吴淞江圩田区的耕作制与农田景观》一文考察了吴淞江圩田区休耕与再生稻的水环境，认为麦稻两熟或在高地，或在低地，其分布与水环境有密切关联。[ 4 ]

　　关于北方河渠的治理: 陈广恩认为元代开发黄河取得了很大成就，都实发现了黄河正源，贾鲁用疏、塞、浚的办法治理河患，取得了成功，保证了黄河下游的相对稳定。[ 5 ]他的另一篇文章则通过对元代西北地区的方志《长安志图》记载的分析，对元代泾渠的水利建设、管理及其历史教训进行了探讨。[ 6 ]李令福考察了宋元明时代泾渠上的水则，②认为当时的水则种类齐全，功能完备。[ 7 ]关于南方河湖的治理: 王鏠通过相关资料的重新考察，探讨了有元一代对吴淞江治理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并认为关于南宋吴淞江的干流并非如许多研究者所言即明代的“虬江”。[ 8 ]王建革认为元代吴淞江淤积程度加深，任仁发一度以强化河口置闸之法冲吴淞江之淤，但由于河道常淤，大闸逐步废弃。潘清则从吴淞江、圩田、江南运河以及海塘的修建和治理四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元代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多，能综合治理水患，取得了很好的效应。[ 10 ]但潘文引用史料比较单一，没有关注文集的记载，因此研究显得比较简单。虽然不少学者对元代治河持肯定意见，但马彩霞、袁飞两位学者认为元代治河成效不大，存在许多弊端:元代统治者重视漕运，忽视治河; 元代治河政策不利; 元代治河官员的任命不利、官员职责不清等。[ 11 ]

　　二、治水人物及文献

　　元代治水人物研究首推郭守敬，近年来关于郭守敬的研究热潮不减，2001 年纪念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诞辰 77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其家乡河北省邢台市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和国内着名专家学者 100 多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该活动文集《郭守敬诞辰七百七十周年国际纪念活动文集》于 200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收录了 31 篇中外学者的论文。其中赵建坤、孟朋文的《浅谈郭守敬治水成就及成果经验》通过阐述郭守敬一生中治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扼要概括了郭守敬治水成功的经验。[ 12 ] ( P231 － 236 )有关郭守敬的传记着作代表性的有两部，陈美东的《郭守敬评传》对郭守敬的历史背景、家学渊源、师友情谊，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并评价了他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 13 ]蔡蕃所着《元代水利家郭守敬》记述了元代水利家郭守敬一生的经历，特别着重于介绍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贡献，反映了郭守敬的务实精神和科学态度。[ 14 ]研究郭守敬水利的论文诸多，冉苒认为郭守敬治水不仅在工程上成就巨大，其思维方法也独具特点: 在深入的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对水利工程的规划与建设方案; 能在把握重点的前提下，注重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能尽量地利用数字进行水利工程计算，避免主观臆断。[ 15 ]张帆对郭守敬开凿通惠河的水运规划方案、航线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认为这项工程非常有成效地解决了北京的物质供应困难。[ 16 ]卢德明对于元初郭守敬对于西夏故地的水利治理进行了梳理与考证，认为郭守敬复兴西夏水利，设计修建的汉延、唐徕等渠首闸坝，功垂后世。[ 17 ]谢剑荣从四个方面对郭守敬在建造京杭大运河过程中的功绩进行了论述。　[ 18 ]胡考尚的《郭守敬与北京漕运》重点考述了郭守敬引玉泉水以通旧漕运河，开通惠河以使大运河所运物资直达大都等事迹。[ 19 ]( P250 － 258 )苏天钧的《郭守敬与白浮堰》对郭守敬在元代水利建设中的贡献作了综合考察，指出其在开凿通惠河时所遇到的重要技术困难。[ 19 ] ( P79 － 93 )此外还有子荷的《郭守敬治水》，认为其治水功绩主要体现在大都治水和西夏治水两方面。 

　　元代着名的治水人物研究其次为贾鲁，学者对于贾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的治理。许正文认为贾鲁白茅堵口的治河技术上有所创新，新创了“石船堤”和“埽”，克服了以往用土方石逐渐垒堤，易遭洪水冲刷的危害。[ 21 ]杨惠淑论述了贾鲁治河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与技术措施，认为他的疏、浚、塞结合的治河思想以及工程布置、施工部署、障水堵口技术等，都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对我国的治河事业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2 ]王永宽则分析贾鲁治理黄河与汴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历史功绩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23 ]降大任主编的《治河名臣贾鲁和贾毓美》介绍古代治理黄河的大臣贾鲁和栗毓美的生平事迹，内容包括初上河策，遭逢冷落; 临危受命，总治河防等。[ 24 ]

　　元代治水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任仁发、赛典赤。任仁发的治水功绩主要在南方太湖流域，刘春燕介绍了上海师大馆藏明抄本《水利集》，认为任仁发的这部着作是研究元代水利，尤其是太湖水利的重要着作。[ 25 ]朱少伟对于任仁发疏浚吴淞江进行了简要概述，认为上海所见的元代水闸可能与其有关。[ 26 ]赛典赤由于在云南任职，对于当地贡献颇大。任红对于赛典赤在云南推广农桑，经划滇池水利进行了概述，认为其治理解决了当地的水旱问题。[ 27 ]何锐认为赛典赤根治了盘龙江，对赛典赤治理盘龙江进行了论述。[ 28 ]元代水利史中的其他人物研究还有育菁的《元朝水利世家乌古孙氏》。[ 29 ]

　　三、水利机构

　　元代的水利机构主要有都水监、行都水监、分都水监、各路河渠司等机构。育菁认为元都水监不始于至元二十八年，并分别对山东分都水监、江南行都水监、汴梁分都水监的建置进行了考证。[ 30 ]要善章、谢剑荣的《元代水利职官设置对水利建设与漕运发展的作用》考察了元代水利职官的设置，认为元代水利建设与漕运的成就，都得利于水利机构的完善与科学的运用机制。[ 19 ] ( P94 － 99 )谢剑荣的《谈元代水利职官设置的合理性优越性》认为元代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也颇见成效，得力于它的水利机构的完善与科学的运行机制，同时他也指出整个元朝时期，对某些水利官吏时消时设，地方官擅自调派水官、闸户做其他工作，使原有的维修制度遭到破坏。[ 12 ] ( P237 － 242 )王培华对元代的水利机构有多方论述，其《元朝水利机构的建置及其成就评价》对元代都水监河渠司的建置演变及其职责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对元人对都水监河渠司的评价进行了论述，认为当时北方河患频繁，南方太湖水灾不断，除了自然因素，水利机构废置不常以及时人认识上的分歧是很重要的社会因素　[ 31 ]另一篇则由元代《长安志图》所载泾渠“用水则例”得到启示，认为元朝陕西泾渠渠系内五县之地成为沃野的重要原因是国家设立专门机构河渠司管理泾渠事务，泾渠河渠司制定并执行了“分水”、“用水则例”。[ 32 ]同时他还考察了元朝在陕西省兴元路和泾渠设置的河渠司，认为河渠司制定“分水”、“用水则例”，统一管理分配渠系内的水资源等措施，对于扩大农田水利的给水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3 ]

　　四、河海漕运

　　关于元代河海漕运方面的论着既有整体的论述，也有局部地区的考究。

　　高荣盛的《元代海运与江南社会经济》考察了元代海运的开通、发展与衰落，海道、内河支线与起运港，管理机构，船户和水手，海运的利弊等内容，是综合考察元代海运的一篇力作，并在考察“京粮”来源时明确指出，不应忽视海运之外的其他运路，特别是元代大运河的作用。[ 34 ] ( P641 － 684 )吴琦综合考察包括元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漕运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认为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存在极大的关联。[ 35 ]

　　默书民的《元代内河漕运》对元代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河漕运状况作了详细考察，认为早在元宪宗时期，元朝政府便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漕粮征集运纳制度，还指出御河运输在元代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 ] ( P52 － 78 )孟繁清认为元武宗时期推行“至大新政”，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海运管理，提高运粮船户待遇，海运数又逐渐攀升，形成了元代海运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36 ]他还讨论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的海运状况及元政府的筹粮举措，特别是对脱脱主政海运后的改革整顿措施作了分析说明。[ 37 ] ( P228 － 241 )钟行明探讨了元代漕运管理机构的设置过程、官员设置及运作，并分析了漕运管理机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及其原因。[ 38 ]潘锦全从元代海运的成因、发展阶段、主要航线、运粮情况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 39 ]孟繁清分时间段对于元代海运与河运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述评，是近年来比较全面的海运综述。[ 40 ]对于元代局部地区的河海漕运状况也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路远征、王雄两位学者认为通惠河是在金代旧河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元中统三年八月就开始了修治的策划与准备，在疏浚中郭守敬起了重要作用。[ 41 ]

　　薛磊认为通过胶莱运河的河、海联运是一个独立的运输体系，它与完全的海道运输是两条不同的运输路线，胶莱运河作为漕运江南粮食的运输路线废弃后，它在当地的商品运输中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42 ]周松认为宁夏漕运是把粮食生产、运输、存贮三者结合起来的完整系统，其存在是黄河沿岸平原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也是元代粮食运输灵活性和多样性的表现。[ 43 ]另一篇论文通过论述黄河漕运的开辟，考证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探讨屯田、贮存与漕运的关系，梳理辨析漕运量，进一步明确了元代黄河漕运的各个环节，认为元代黄河漕运规模发展空前，是元代北方粮食调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44 ]王元林、孟昭锋认为元明清三代在对运河进行管理时，尤为重视引汶济运工程，引汶济运虽保障了运河航道的畅通，但人为地引起了汶水河道的变迁，影响了汶河沿线的农业生产，增加了汶水下游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性。[ 45 ]

　　五、水利社会

    水利兴修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各项水利工程的发展变化都与人类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运河的修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元代水利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不少学者从城市发展、地方水资源管理、水利思想等方面来研究元代社会状况。

　　元代水利兴修对当时个别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直以来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李波认为元明清时期滇池水利的修建与昆明城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虽然促进了昆明城的迅速发展，但也造成了滇池污染加剧，面积减少，生态破坏严重。[ 46 ]王娜、李雪红两位学者考察了历史上运河的通塞与淮安城市兴衰的密切相关，认为运河与淮安组成了一个相互依托的系统，运河支持了淮安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而城市本身也是运河畅通的前提，二者共荣共存。[ 47 ]吴国柱认为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一个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济宁城市的崛起，并逐步成了一个外向型的商品经济独领风骚的城市。[ 48 ]地方水资源的管理同样也引起了个别学者的注意，通过水资源的管理我们也可窥探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李红有通过分析元明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与海河水利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海河流域水利发展必须为流域经济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考虑当地水资源现实条件。[ 49 ]

　　孔德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文书的考察分析，认为处于丝路交会的亦集乃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资源管理、水神祭司等水文化现象。[ 50 ]李艳、谢继忠两位学者认为由于人口、耕地、气候、民户负担等多种因素，元代亦集乃路水利灌溉管理严格，针对纠纷时常发生的史实，官府有相应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和方法。[ 51 ]

　　水利关乎国家大事，“用事者争言水利”，元代也有不少官员、学者发表自己对于水利的看法。王培华对于元明清时期西北水利进行了研究，认为元明清时期江南学者为了缓解东南的粮食压力，提出了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但由于北方官员的反对而没有实现。[ 52 ]另一篇文章则以畿辅水土性质的争论为例，认为元明清时期人们对华北水利的认识，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路程。[ 53 ]杨发鹏、张钰两位学者以徐贞明《潞水客谈》为中心对元明清时期西北水利建设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予以疏理，认为明代继承了元朝郭守敬、虞集的西北水利建设思想，徐贞明在其《潞水客谈》中将这一思想发展得日臻完善。[ 54 ]通过分析赵霖、范成大、李结、任仁发、周文英等人的水利主张，指出其基本没有超越11世纪水利学说的范畴，但却反映了宋元时期太湖以东地区治水由通盘整治向局部开江、开浦与围田矛盾并行等局面。[ 55 ]

　　六、总结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元代水利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所涉内容既包括传统的河湖治理、农田水利、治水人物研究，又包括与水利相关的城市发展、地方水资源管理，即新兴的“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所涉学科有历史地理、经济史、社会史等，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元代水利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尽管如此，元代水利史的研究仍有诸多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整体研究、全局思想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发展。虽然陈高华、史卫民的专着《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有专门章节讨论全国范围的农田水利、运河建设以及海塘，但并无专着对元代水利史进行深入探讨。而以元代水利史研究中比较热门的河运与海运为例，据笔者目力所见，虽然关于元代河运与海运的论文很多，但是目前国内尚不见全面考察元代海运与河运问题的专着问世。

　　其次，研究元代治水人物居多，治水文献甚少。元代治水人物郭守敬、贾鲁、任仁发等都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是对元代流传下来的治水文献诸如《水利集》、《至正河防记》、《河防通议》等的研究者甚少，仅有刘春燕介绍了上海师大馆藏明抄本《水利集》。

    最后，研究区域不平衡，对江南、北方的关注较多，而涉及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研究略显薄弱。且侧重政府的水利活动，对于民间的水利资源管理、水利纠纷研究较少，个案研究仍显不足，水利社会史方面可以展开进一步挖掘。

    [ 参考文献 ]

　　[ 1 ] 陈高华． 元代水利灌溉事业初探 [ M ] ． 元朝史事新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 2 ] 王建革． 元明时期嘉湖地区的河网、圩田与市镇[ J ] ． 史林，2012，( 4 ) ．

    [ 3 ] 王建革． 10 － 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J ] ． 南开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4 ) ．

    [ 4 ] 王建革． 宋元时期吴淞江圩田区的耕作制与农田景观[J ] ． 古今农业，2008，(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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