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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具有顺周期效应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是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公允价值会计诱发顺周期效应的机理和传导机制,最后对准则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提出的缓解顺周期效应的应对策略进行评述。
　　【关键词】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应对策略
    一、引言2007年8月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引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数以万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也触发了学术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对公允价值会计空前激烈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具有顺周期效应(procyclicality),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这场前所未有的论战,不仅关系到公允价值会计的前途命运,而且攸关金融监管的改革方向。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 Board,简称FSB)最近提出的关于完善资本监管和减值拨备(即减值准备,下同)的改革设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如何缓解顺周期效应的基础上的①。FSB的改革设想不仅将重塑金融监管框架,而且将影响准则制定机构的会计改革思路,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2009年7月均步调一致地建议将金融资产减值计提方法由现行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incurred lossmodel)改为预期损失模型(expected lossmodel),而这是FSB工作小组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所倡导的。可见,如何缓解顺周期效应已成为金融监管和会计改革的政策目标, Procyclicality这一原本非常生僻的术语,在金融界和会计界一夜之间变成脍炙人口的流行词语。因此,加强对公允价值及其潜在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和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综述顺周期效应和反周期效应(countercyclicality)是经济学用于描述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相互关系的术语。如果经济数量与经济波动保持正相关关系,则说明存在顺周期效应,反之则存在反周期效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FSB将顺周期效应定义为放大金融系统波动幅度并可能引发或加剧金融不稳定的一种相互强本文是作者主持的财政部重点研究课题“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为:财会函[2008] 49号。该组织于2009年6月起正式更名为FSB。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FSB陆续发布了对未来金融和会计改革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五份研究报告,按时间顺序分别是《解决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效应:一个可能的框架》、《降低源自资本框架中的顺周期效应》、《估值和杠杆在顺周期效应中的作用》、《金融稳定论坛工作小组关于拨备的研究报告》、《金融稳定论坛关于解决金融系统顺周期效应的报告》。化(即具有正反馈效应)机制②。具体到公允价值会计所产生的顺周期效应,可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将迫使金融机构确认大量的投资损失和贷款减值损失,从而降低其资本充足率、信贷和投资能力,使本已恶化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二是指在经济繁荣时期,公允价值会计的运用将导致金融机构确认更多的投资收益和计提较少的贷款减值损失,从而提高其资本充足率、信贷和投资能力,使本已过热的经济环境火上浇油。
　　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关于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可谓汗牛冲栋,但在会计学中,关于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实属凤毛麟角。次贷危机爆发前,有关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巴斯(Barth, 2004)和欧洲央行(ECB, 2004)。巴斯的研究指出,公允价值的运用加剧了财务报表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有三种来源,即估计误差波动性、固有波动性和混合计量波动性。估计误差波动性源自公允价值(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公允价值③)计量需要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固有波动性源自内外部经营环境对报告主体业务活动产生的影响;混合计量波动性源自现行会计准则要求对一些资产和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对其他资产和负债则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巴斯认为,固有波动属于真实的经济波动,财务报表应予客观反映,而估计误差波动和混合计量波动则属于虚假的人为波动,准则制定机构应当通过提供计量指引或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等方式,尽可能降低财务报表这两种不可取的波动。
　　与巴斯的主张相反,欧洲央行则对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持怀疑态度。欧洲央行在题为《公允价值会计与金融稳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将不恰当地加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波动,可能降低银行应对不利经济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加剧银行信贷政策的顺周期效应,因为该协议要求银行在经济不景气从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时,计提更多的减值贷款拨备,从而弱化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信贷的减少无疑将使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这次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信贷萎缩,表明了欧洲央行这份研究报告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先见之明。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直接触及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日益增多。帕兰登等人(Plantin et a,l2007)的研究分析了历史成本和盯市会计④的优劣,他们认为,历史成本由于忽视了价格信号因而在信息反映上是无效的,虽然盯市会计在信息反映上是有效的,但在发掘现行市价的信息含量时,却增加了额外的与基本面无关的干扰因素从而加剧了价格波动。阿兰和卡理蒂(Allen and Carlett,i 2008)认为盯市会计具有潜在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并可能引发顺周期效应。沃利森(Wallison, 2008)明确指出,公允价值会计不仅在经济萧条时造成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下跌,而且在经济繁荣时制造资产泡沫,具有鲜明的顺周期效应特征。马斯拉特(Mathera,t 2008)也论证了公允价值会计在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时期对宏观经济波动性的影响,并呼吁各国央行主动作为,协调会计规则、监管要求和风险管理的差异。但劳克斯和卢兹(Laux and Leuz, 2009)则声称,最近关于公允价值的争论,许多观点是经不起未来检验的,亟需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更多的经济分析。尤其重要的是,公允价值会计是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产生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需要更严谨的分析和研究。她们认为,美国证监会(SEC)向国会提交的研究报告虽然说明了2008年银行的倒闭潮与公允价值会计无关,但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公允价值会计是否Addressing financial system procyclicality: a possible framework·www·fsb·orgIMF于2008年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 2007年底,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公允价值计量中,第一至第三层次公允价值的占比分别为6%、72%和22%,而欧洲金融公允价值计量中这三个层次的占比分别为5%、67%和8%。可见,按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并非常态,绝大多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需要参照相似资产过去的市价进行调整(第二层次)或采用估值模型加以确定(第三层次)。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尚且如此,其他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对估计和判断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
　　盯市会计是mark-to-market的意译,经常被误解为等同于公允价值。其实,公允价值的内涵大于盯市会计,比如美国第157号准则中提到的公允价值包括三个层次,其中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折现现金流量(DCF)模型确定的,它们也属于公允价值的范畴,但却不是盯市会计。存在传染效应。上述文献中,除帕拉登和阿兰等人借助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外,其余文献基本上采用定性分析,因而还不足以提供公允价值会计是否产生顺周期效应的决定性经验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10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IMF, 2008)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报告第三章题为“公允价值会计与顺周期效应”,采用真实数据,通过模拟法,对五家美国和欧洲大型银行集团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在正常、低谷和高峰等三种不同经济周期中是否会产生顺周期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模拟结果显示,不论这些银行采用公允价值对全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计量,还是对部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计量,都会在正常、低估和高峰这三种不同经济周期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差别在于,正常周期的波幅明显小于低谷周期和高峰周期。
　　以上简要的研究文献综述表明,学术界对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将产生顺周期效应,但大样本的经验研究仍然稀少。此外,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机理和传导机制,也值得学术界、准则制定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认真研究和探索。惟有如此,旨在缓解顺周期效应的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改革才能有的放矢,不失偏颇。
　　三、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机理和传导机制要理解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的产生机理,首先必须厘清现行会计准则对银行两类不同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银行的账户可分为两大类:交易账户( trading accounts)和银行账户(banking ac-counts)。这两类账户的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如表1所示:
　　表1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计量目标和计量要求账户类别计量目标计量要求交易账户　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应当反映假设在资产负债表日出售资产或转让负债可望实现的价值。
　　按公允价值计量。若可获取市价资料,尽可能采用盯市会计;若无法获取市价资料,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价值。
　　银行账户———初始计量　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应当反映入账时的公允价值。　按摊余成本计量,对贷款面值进行调整以反映溢价和折价因素。
　　———后续计量　如果有证据表明已经发生损失,资产的价值应当反映减值因素。
　　按单独评估法确认有明确证据表明已发生损失的个别贷款减值;按组合评估法确认虽没有明确证据但根据以往经验判断已发生损失的组合贷款减值。
　　对处于稳定经营环境下的个别银行而言,现行会计准则对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确立不同的计量目标、提出不同的计量要求合乎逻辑,与银行的商业模式保持一致。这是因为,交易账户是银行为了获取短期盈利或保持流动性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因而市价的变动与之是密切相关的,而银行账户则是银行基于长远的获利性而长期持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因而市价的变动与之通常是不相关的。然而,会计准则的这种制度设计在不稳定经营环境下却存在重大的缺陷,可能导致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产生预想不到的顺周期效应。
　　在交易账户方面,当宏观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包括证券在内的资产价格往往出现非理性上涨甚至形成资产泡沫,此时,采用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中的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计量,将导致银行在其利润表确认可观的利润或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估值利得。增加了的账面利润,无疑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为银行管理层带来更丰厚的奖金或期权。资本基础的增强和财务报酬的提升,反过来又刺激银行管理层购买更多的金融资产,促使资产泡沫化日趋严重。而当宏观经济处于低迷发展时期,资产泡沫开始破裂,甚至出现非理性暴跌。此时,采用盯市会计对交易账户中的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计量,将迫使银行在其利润表中确认大量的账面损失或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估值损失。按照现行资本监管要求,这25些账面损失和估值损失将会侵蚀银行的资本基础⑤,导致银行管理层的奖金和期权大幅缩水。资本基础的弱化和财务报酬的萎缩,反过来向管理层发出抛售金融资产的信号,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下跌后的资产价格又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定基础。如此往复,将诱发金融资产价格形成螺旋式下跌的恶性循环。螺旋式的价格下跌可能造成市场恐慌,在投资者心理中滋生“羊群效应”,促使他们不惜代价抛售金融资产,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枯竭。流动性缺失进一步加剧金融资产的价格下跌,使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在银行账户方面,当经济处于银根宽松、信贷投放充足的繁荣时期,企业经营业绩良好,现金流量充裕,还本付息无忧,违约概率低下,银行按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确认的贷款减值拨备极少。信贷成本的大幅下降增加了银行的利润,从而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银行管理层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奖金和期权也水涨船高。信贷成本下降、资本充足率提升、财务报酬增加,加上优异的外部经营环境,必定弱化银行管理层的风险防范意识,刺激银行进一步扩大信贷投放,从而在非理性繁荣和资产泡沫制造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热的经济必定带来市场的自我修正并引发监管部门的干预,经济发展逐步由繁荣时期转向萧条时期。当经济处于银根紧缩、信贷投放趋紧的萧条时期,企业经营业绩开始恶化,现金流量入不敷出,还本付息压力沉重,违约概率飙升,银行按单独评估法和组合评估法确认的贷款减值拨备大幅增加。信贷成本的攀升将严重挤压银行的盈利空间,降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银行管理层的奖金和期权也相应缩水。所有这些反过来将增强银行管理层的风险防范意识,促使银行采取更加稳健和严厉的信贷政策,大幅减少信贷投放。信贷投放的萎缩,迫使企业压缩经营规模,控制资本支出,裁减多余人员,消费者也随之抑制消费冲动。所有这些无疑将放大经济恶化的程度,使本已脆弱的经济状况不堪重负。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反过来又迫使银行计提更多的贷款减值拨备,形成极具破坏性的连锁反应。
　　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在银行业产生顺周期效应的机理后,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公允价值会计到底通过何种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笔者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主要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
　　1.资本监管传导机制众所周知,银行业涉及公众利益并关系到金融稳定,因而历来是个被高度管制的行业。监管部门主要通过资本充足率⑥调控银行的商业行为,以确保银行具备偿付能力并防止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监管部门通常以银行提供的会计数字为基础,作少量的剔除以确定银行的资本基础,如表2所示。
　　表2会计数据与资本监管的关系金融资产类别计量方法会计处理规定资本监管规定⑦证券投资:
　　———交易性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计入资本基础———可供出售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确入为其他综合收益,除非发生非暂时性减值,否则不计入损益未实现估值损失计入资本基础,未实现估值利得不计入资本基础———持有至到期摊余成本　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在现行资本监管框架下,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包括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估值损失,但剔除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估值利得,详见表2。
　　资本充足率(CAR) = (一级资本+附属资本)÷加权风险资产,其中一级资本包括投入资本和留存收益。我国的资本监管规定总体上与巴塞尔协议保持一致,但也存在若干差异。根据银监会2007年82号文的规定,股票投资从资本基础中全额扣除,故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没有任何影响。债券投资的估值损失100%计入(减少)核心资本,债券投资的估值利得, 50%计入(增加附属资本)。续表金融资产类别计量方法会计处理规定资本监管规定⑦贷款:
　　———持有待售*成本与公允价值孰低　公允价值低于成本部分计入当损益　损失计入资本基础———长期持有摊余成本　已发生的贷款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贷款减值损失计入资本基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没有持有待售贷款的类别,如果贷款即将出售,则必须划分为交易性类别,并按公允价值计量,出售前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从上表看出,尽管资本监管规定比会计处理规定略微稳健(表现为剔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值利得),但资本基础的确定基本上依赖于会计处理。正是资本监管过度依赖于会计处理,才导致公允价值会计(严格地说,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也蕴涵着公允价值计量的理念)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从上表还可看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将更加明显,因为监管部门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将证券投资的未实现估值损失以及贷款的减值损失直接从资本基础中扣除。
　　2.风险管理传导机制银行业现行的一些风险管理惯例无意中成为公允价值会计传导顺周期效应的管道。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银行业经常用“贷款对资产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简称LTV比率)”来控制和规避抵押贷款风险。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LTV比率越大,抵押贷款风险越高,反之风险越低。在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公允价值上涨, LTV比率下降,可能增大银行对抵押贷款的风险偏好,促使银行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从而加剧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房地产公允价值下跌, LTV比率上升,银行对抵押贷款的风险偏好倾向于保守,收紧抵押贷款的发放,使本已不景气的房地产市场日趋恶化。
　　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风险价值”(value-at-risk,简称VaR)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银行等金融机构广泛用于计量和管理证券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VaR是指证券投资组合在特定持有期间(通常为10天)内和在给定的置信区间(通常为99% )内,因市场价格波动所可能导致的最大预期损失值。然而,由于涵盖的观察期间(通常为1年)太短, VaR却成为传导顺周期效应的渠道。在经济繁荣时期,证券投资组合的公允价值上升且波动幅度较小,此时VaR发出市场风险较低的信号,促使银行的管理层提高风险偏好和杠杆比率,扩大证券投资组合的头寸,从而刺激其公允价值的进一步上涨。而当市场开始修正证券价格的非理性繁荣时,伴随着证券投资组合公允价值的下降,往往是证券价格的大幅波动, VaR也变得越来越大。VaR显示出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将导致银行管理层降低风险偏好和杠杆比率,大幅降低或清理证券投资组合的头寸。如果不同银行按照VaR发出的信号同时调整证券投资策略,就可能引发证券价格的下跌潮,形成系统性风险。
　　3.心理反应传导机制2008年7月,帕兰登等人(Plantin et a,l 2008)发表的“公允价值会计与金融稳定”一文,以伦敦千禧桥⑧为例,说明投资者针对市场价格变化所做出的同步心理反应将导致市场恐慌,引起证券价格出现极具破坏性的螺旋式下跌。千禧桥的例子从另一侧面凸显了心理反应与“羊群效应”相互作用的危害性。
　　所谓“羊群效应”(herd effect),是指众多个体同时采取的理性行动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在投资活动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且不对称,个体投资者很难对未来市场走势形成合理的判断和预期,只好通过观察周围投资者的行为间接获取或消化信息。在这种信息传递过程中,投资者的信息将日益趋同且彼此强27⑧为了庆贺新千年的到来,伦敦建造了由着名建筑师Norman Foster设计了专供行人使用的千禧桥(Millenium Bridge)。该桥虽然是座吊桥,却仅以两座桥墩为支点,支撑的钢筋和桥身平行。2000年6月10日启用当天,这座长仅320米的吊桥涌进一万多人。过多的人潮在行进间造成一种重力的共振效果,导致桥面晃动。当时桥上行人为保持身体平衡,都下意识地朝反方向摆动身体,这个动作与摇晃同步,进一步扩大了晃动的效应。引自百度百科,略有修改。从而产生从众心理和随波逐流行为。如果所有的投资者对未来市场走势形成高度一致的判断和预期,且同步买入或卖出证券,将不断聚积系统性风险。而一旦投资者对未来市场走势的判断和预期产生分歧时,聚积的系统性风险就会以激烈的方式释放出来,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甚至可能导致市场崩溃。
　　公允价值会计蕴涵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市价代表企业出售资产可望实现的价格。这一假设显然没有考虑到极端情形下可能出现的“羊群效应”。如果所有企业都按市价出售一项资产,则该资产的价格将一落千丈。次贷危机爆发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ABS)和抵押债务证券(CDO)价格的非理性暴跌,最终演变成有价无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羊群效应”的典型写照。在缺乏深度和流动性的证券市场中,即使少量投资者采取步调一致的买卖行动,市价也会受到大幅影响。可见,市价并不总是代表可实现的价值。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众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不断下跌所发出的信号同时做出理性的心理反应,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羊群效应”终于催生了这场几乎令市场崩溃的灾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资者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惨重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个体的理性行为引发的。从技术层面上说,公允价值会计通过投资者的理性心理反应(及其所衍生的“羊群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向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注入了极具破坏性的顺周期效应。
　　四、顺周期效应应对策略的利弊分析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界的纠错机制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危机尚未完全结束,但金融监管部门和准则制定机构开始从这场危机中汲取教训,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包罗万象的应对策略,涵盖了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本监管到减值拨备、公允价值和信息披露等一系列改革方案和路线图。不难发现,这些应对策略的主要政策目标在于降低顺周期效应。在缓解顺周期效应的众多研究报告中, FASB、IASB、FSB、IMF和英国金融监管局(FSA)提出的应对策略特别全面和深刻。综观这些机构的研究报告,顺周期效应的应对策略大致可分会计层面和监管层面两类。这两类应对策略各有利弊,值得认真分析和研究。
　　FASB和IASB从会计层面上提出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主要包括: (1)金融资产重分类,允许在极少数情况下(如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将原本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衍生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新划分为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以内部估值取代市场价格,对因流动性缺失导致有价无市的特定金融资产(如MBS、ABS和CDO),若管理层认为市价不能代表其真实价值,允许按内部模型(即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进行估值和计量; (3)从资产减值中剔除非信用因素,对持有至到期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减值测试过程中,剔除非信用风险因素(如流动性缺失)导致的公允价值低估,或允许将非信用风险因素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列入其他综合收益,而不计入当期损益; (4)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一种做法是将金融资产由四分类改为二分类,对于具有基本贷款特征且以合同收益为基础进行管理的金融资产,按摊余成本计量,其余金融资产均按公允价值计量(IASB的建议),另一种做法是对所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全部按公允价值计量(FASB的建议),以缓解金融工具计量基础不匹配所导致的业绩波动; (5)改变贷款减值计提方法,由现行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损失模型”。
　　FSB、IMF和FSA从监管层面上提出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主要包括: (1)弱化资本监管对会计数据的依赖,以降低公允价值会计的估计误差波动和混合计量波动放大金融波动的潜在效应; (2)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弹性,在经济繁荣周期严格资本基础的认定标准,在经济萧条周期中放松资本基础的认定标准;(3)完善风险计量的方法,扩大VaR的观察期,并辅以严格的压力测试; (4)扩大减值测试覆盖的周期,贷款减值测试由时点法改为周期法,将贷款减值计提方法由目前的静态拨备法改为动态拨备法⑨;(5)设定杠杆比率的上限,防止金融机构因过度举债而遭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不利变动的不对称消极影响。
　　动态拨备法(dynamic provisioning)是指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以作为银行在经济萧条时期消化贷款减值的缓冲。这种旨在缓解顺周期效应的以丰补歉做法, 2000年由西班牙央行率先提出,故又称西班牙动态拨备法。从会计层面提出的应对顺周期效应策略,本质上属于权宜之计,旨在降低金融动荡环境下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波动的放大作用,缓解来自金融界和政界的不当压力。这些应对策略在消除顺周期效应方面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有助于在危机时期恢复市场信心,且可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监管成本,维护金融监管机构的威信。但这类应对策略既伤害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更有损会计的专业性和严肃性,不仅加大了会计信息的监督成本,而且赋予金融机构管理层更大的盈余操纵空间。至于FASB和IASB拟议中的扩大公允价值会计运用范围的建议方案,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混合计量波动,但由此加大估计误差波动所带来的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从监管层面提出的应对顺周期效应策略,具有标本兼治的性质,既能从制度安排上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又可在会计与金融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在保留公允价值会计继续向投资者提供相关、透明、可比的高质量信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允价值会计潜在的顺周期效应。但监管部门所倡导的动态拨备法,却为银行管理层提供了难以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可能诱导他们从事收益平衡化游戏,这不仅会降低银行的会计信息质量,还可能在短线和长线投资者之间产生不公平的财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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