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rjdtv.com--军事论文】

    摘　要:本文首先从“军事文化”概念的定义分析入手,为军事文化研究确立了可供操作的前提。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普遍性出发,引出春秋战国与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性质的比较分析,得出两者在国际政治方面的五个共同特征,进而指出:先秦诸子军事文化观念与当今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西方军事文化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进行军事干预,为自己的霸权主义服务,与春秋战国时期以“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为借口的“假仁以霸”情形完全一致。国际反霸权主义的思想同孟子的反霸权思想本质上相同。作者认为:由于最初的地理原因,“封闭型文明”比“开放型文明”更早完成“暴力建立秩序”的历史过程,因而也就较早地出现制约暴力的和平主义因素。中国古代属于“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文明”,因而较早地产生了具有浓厚人道主义关怀与和平主义倾向的军事思想,而渗透着东方古典人道关怀与和平主义的“慎战”、“不战而胜”等战争观念为当代西方所接纳和推崇,表明西方文明正在摆脱与生俱来的崇尚暴力的传统,在战争观的进步上,正在接近中国古典文明时期的水平。究其原因,在于春秋战国的社会与当代国际社会某些性质相似。作者认为这一现象既可以看成西方文明或当代世界文明已经在军事文化观念上开始汲取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养料,主要是儒家文明的传统资源;同时也可看作具有古典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在当代的复兴。
　　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世界和平
    一、没有真正的社会最高权威当今国际社会和春秋战国第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共同点是人们被组织在以各自的国家为本位的群体单位从事生存活动,没有一个绝对的居于国家之上的最高社会权力机构,使所有国家都服从这一最高权力机构。这种全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区别在于,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是全球范围的,那时的无政府状态是地域性的;当今生产力发达,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那时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得几乎感觉不到。然而,由于支配人类行为的几种基本欲望至今没有任何变化,遂使“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因素使当今国际社会和春秋战国在国际关系的本质现象方面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二、仅有形式上的社会最高权威不存在真正起作用的最高权威并不等于不存在形式上的最高权威,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当今的联合国本质上都属形式上的国际社会最高权威机构。正因为没有基本的权威,它们具有被大国、强国利用、挟持的价值。又因为形式上权威性的建立具有公认的合法性,因此在一些无关大国利益冲突的方面,形式上的权威多少还会起些作用,但其被利用的价值远大于应有的价值。
　　三、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权威性不足以将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建立在道义的原则上,人们以自己的国家为生存活动的单位,各国都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交往原则,这一原则必然导致另一条国际间交往原则的诞生,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东西方历史都已经证明,在一个没有最高权威的社会里,必然奉行丛林原则。春秋战国和当今国际社会都没有摆脱丛林原则的支配。
　　四、国际社会中支配性原则是“丛林原则”诚然,春秋战国和当今世界一样,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普遍的道义原则打交道,即使发生利益冲突也应按照普遍的道义原则加以解决,然而,如前所述,由于人们的生存组织以国家为最高单位,因而导致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当每个国家都奉行这一原则时,普遍的道义原则也就必然被抛弃。因为,任何国际间的道义原则的实践都要求国家主体具备自律能力,所谓自律能力是指当利益与道义原则发生冲突时,国家主体能够无条件的放弃利益服从道义原则的能力。法律原则和道义原则的区别大致在于人或组织服从社会规范时,前者已同社会暴力机构所规定的具体的惩罚手段联系在一起,并出于对这种惩罚的畏惧;后《军事历史研究》　者则没有这种联系,完全是出于自觉的服从。当某种社会规范至关重要,依靠自觉已不能维持时,强制性质的法律就会介入,这就意味着道德原则转换成法律原则。这种转换一般只能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成功,因为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凌驾于个人、组织之上,但国际社会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使这种力量对国家的惩罚力度犹如国家对自己的公民、组织那样,足以强迫国家能够遵从国际间的法律。因此,国家对国家本质上就是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它们遵从的必是“丛林原则”。“落后就要挨打”既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弱者对“丛林原则”体验后的一种经验性真理描述。尽管自古以来人类为自己没有摆脱这一动物性规律感到羞耻、愤慨,并为摆脱它设计了许多方案,现代以来这一呼声似乎越来越高,但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当今的高科技时代,国家间关系被“丛林原则”所支配的现象没多少变化。
　　五、普遍的道义原则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国家利益至上”意识支配下,国际社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丛林社会,给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和恐惧,即使在“丛林社会”中暂时占了便宜和优势的大国、强国也生活在恐惧中。也许人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痛苦深渊,于是人类的思想家们开始设计一种能够摆脱“丛林原则”支配下生活状态的理想蓝图。我们把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中一切这种性质的努力都称作“国际理想主义”。显然,国际理想主义观念同国家利益至上观念是对立的,后者是前者产生的根源。大致比较一下这两种观念,国际理想主义是对全体的国家和全体的人民负责,它着眼于长远的未来,因而带有终极关怀的意味。历史的经验是:当人们奉行“国际理想主义”时,“国家利益至上”就遭蔑视;当奉行“国家利益至上”时,“国际理想主义”就面临两种命运:
　　一是成为不切实际的嘲弄对象;二是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战争工具。因此我们看到:春秋战国和当今国际社会中,一些大国、强国都奉行“师出有名”的战争游戏规则,这是因为当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意识成为普遍遵循意识时,一切超越狭隘国家的国际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对全体人类的终极关怀就失去了现实性,而作为国际理想主义范畴的人类普遍的道义原则同其他的理想原则一样,要么束之高阁,要么沦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这时,这种作为大国工具的“国际理想主义”具有其创始人始料所不及的欺骗性。
　　三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社会”同当今的国际社会存在上述的一致,使得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军事文化观念对当前和未来仍具有普遍意义。自秦汉统一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儒家的战争暴力观念在中国军事文化观念中,上升为主流。孔子的战争暴力观有两个层次,理想和现实。孔子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不存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暴力现象。“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②、“季康之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本文来源：http://www.rjdtv.com/junshilunwen/3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