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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启超把戏剧作为宣传思想、开启民智和教化大众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创新戏剧实践，创作了不少外国题材戏剧，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由于戏剧创作者以教育受众为第一出发点，很难做到剧本内容和演出形式俱佳，所以剧本多有不足，不适合实际演出，也最终未能实现作者的创作初衷。
　　关键词:梁启超；外国戏剧；形式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现代戏剧改革的先驱，对现代戏剧的改革和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他评古曲、写新戏，先后发表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和《班定远平西域》等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体现出改革者教育民众、宣传政治主张的理念。梁启超在《论译书》中第一句话便说：“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这便是梁启超翻译外国书和创作外国题材戏剧作品的目的。较之故事与人物，他更加注重将外国的思想融入戏剧创作中，这恰恰也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正如“扪虫谈虎客批注”中所写的那样：“若演此作剧，诚于中国现今社会最有影响。”政治家的戏剧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剧本在演出并为大众喜爱方面多有缺陷，最终未能进行实际演出。这些对于当时社会颇具价值的内容并没有能通过舞台表现给观众，很是可惜。梁启超对戏剧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并且也进行了剧本创作，但其外国题材作品大都具有案头剧的特点，即淡化戏剧冲突和戏剧情节，大段的念白以及人物性格不鲜明等。从实际演出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作品并不适合在舞台演出。
　　第一，作品多有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政治性念白。梁启超感于当时中国内外交困、国力疲弱、民不聊生的现实，力主变革图强，让中国重现昔日辉煌，于是便将戏剧作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开启民智和救国图强的武器。在作品中，他总会将政治理念及其相关知识通过人物台词表达出来。但是，过多的独白会弱化情节冲突，在真正的演出中很难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新罗马》一剧的主要事件不是展现人物之间的矛盾，而是上升到国家政治的范畴，角色通过大段独白宣讲国家面临的政治局势，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讨论救国图强的办法，探讨西方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如何在中国运用。并且，宣讲内容也没有融入到具体的事件和矛盾中，或者落实到某一具体人物身上。剧中，作者常常让角色代自己说出想法，如在《新罗马》的开场，作者借但丁之口说：“老夫生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唏嘘。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着了部小说传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我闻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么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国戏园开演。这套传奇，就系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四十出词腔科白，字字珠玑；五十年成败兴亡，言言药石……我想这位青年，漂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之小计，寓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这样的台词虽将作者观点直接表达出来，但对于剧情却并没有太大的推进作用。这段独白并未涉及人物关系或者情节发展，只是个人情感的一种抒发。
　　第二，作品多有生僻的外语词汇。清末民初，戏剧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演出形式，梁启超用传统的戏剧形式讲外国故事以抒发情感、启迪民智，作品思想新鲜、题材新颖、情感激昂，通篇曲词一依传统，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对戏剧改良也多有助益。但是，政治演讲和外国知识介绍本已让观众接受困难，剧中还有大量外国名词出现，使得许多中国人听不懂，理解起来就更加困难了。如《劫灰梦》的《楔子一出·独啸》中写到：“更有那婢膝奴颜流亚，趁风潮便找定他的饭碗根芽。官房翻译大名家，洋行通事龙门价。领约卡拉（collar)，口衔雪茄(cigar)，见鬼唱喏，对人磨牙，笑骂来则索性由他骂。”这样的剧本如果用于阅读，尚可以理解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可如果用于演出，观众听到这些由外语念出来的新鲜词汇，却是很难明白含义的。况且，当时的中国人文化水平不高，能够掌握外语的人更少，所以，这些剧本用于演出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第三，作品中的人物缺乏鲜明的性格特征。角色性格不鲜明也是梁启超外国题材戏剧作品无法上演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赋予戏剧的使命是宣传变革、教化民众，故将戏剧重点集中于政治宣教，而非剧情开展和人物性格特点的展现。如在《新罗马》中，大量人物的登场使作者无法将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准确地展现出来，从而使得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另外，在《劫灰梦》中，作者借主人公杜撰之口表白：“你看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 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今译伏尔泰)，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着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酒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我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作者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大量哲理性很强的独白向观众讲解社会道德等，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剧本的戏剧情境，反倒容易使观众无法感受到剧情，不利于观众理解人物的行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就曾指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梁启超的这些作品不关注情节、无精彩故事、角色性格平淡、矛盾冲突不强，必然使得观众难以接受和喜欢，故而也无从宣讲理念。
　　第四，作品具有过于庞大的故事内容。梁启超在创作戏剧时总希望将更多的内容介绍给观众和读者，从而忽视了庞大内容的演出困难。如《新罗马》的开场：“尞鹤千年再来处，城郭人民，花锦明如许。一笑掀髯聊尔尔，三生遗恨今偿矣，细数与亡还独语。多少头愿，换此庄严土。布地黄金教歌舞，谢他前度风和雨。”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表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这么多内容通过一出传奇表达出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尽管梁启超具有很强的文笔功底，但如此庞大的故事内容的确也是很难表达的。
　　第五，观众对作品剧情普遍不熟悉。作品所演故事观众不熟悉，就使得作者必须用更多的内容来介绍背景，而介绍背景的内容过多，就必然会导致观众可欣赏的内容减少，同时也更加重了前面所说的人物缺乏鲜明性格的问题。如在《新罗马》第二出《初革》中有这样的念白：“兄弟们，咱们这个烧炭党，就奥大利政府的奴才视之，叫做一个私党，就意大利同胞的国民视之，叫做一个公党。我们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的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九流三教，但使有爱国的热血，只管前来。
　　不论那一人政体、寡人政体、多人政体、立宪共和，但能除专制的魔王，何妨试办。”至第二出作者依然在介绍所建立政党的形态和内容，这使得全剧无法形成冲突，而这种介绍又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则观众无法了解剧情，但同时又使作品的观赏性大大降低。梁启超创作这些剧本是希望通过戏剧的表现形式使其政治思想得到观众重视，对人们产生影响，从而达到《新罗马》中所说“庶几市卫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的目的。但是，因为剧本不适合演出，只能作为案头剧，故而不能为最需要接受这种思想的观众所看到。总的来说，梁启超的外国题材戏剧作品具有明显的案头剧特点，除了个人艺术思想这一因素外，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有直接关系。首先，社会发展需要剧作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宣传进步的政治主张。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革新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呼吁振兴国家，解决社会、民族的现实问题。于是，资产阶级启蒙者、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开始登上中国的戏剧舞台，如张伯苓、胡适、郭沫若等也都加入到用戏剧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行列中。梁启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始终进行深刻分析和思考，宣传改革思想的使命感以及唤起民众改良社会的渴求使他必定运用戏剧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宣传改良、教化民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且，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面貌和创作风气，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方式是能得到社会认同的，并被认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做的工作。
　　其次，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戏剧创作的影响。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大量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且不容忽视的，他还是会不自觉地给艺术以教化民众的责任。正如《乐记》中所说：“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将艺术与政治融为一体是中国的传统艺术观。梁启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故虽表现外国题材，却仍会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考虑如何用作品表现社会的种种现实，并利用它来影响社会。对梁启超而言，这显然比作品的艺术性更加值得注意。
　　再次，个人艺术观点对梁启超戏剧创作的影响。梁启超的个人艺术观点也是形成其剧本独有特点的重要原因。如在《桃花扇注》里，梁启超对剧中人物进行了详细研究，而对于剧本内容却并没有提出过多评价，他关心的是历史事件本身，而不是具体的人物性格。相对于剧中角色间的情感变化，梁启超更加关心当时整个社会的变化，他并不在意人物细节上的改变，而更加注意整个故事的发展，这也导致他多用大段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同时，在《桃花扇注》中，梁启超还把原来的戏曲剧本格式按照西方戏剧格式进行了改写，在前面加上时间、地点、人物，并在台词前注明说话人物，使得剧本在形式上更加贴近西方戏剧形式，这也是梁启超对外国戏剧形式开始注意的表现。但是，他在自己创作的剧本《新罗马》、《劫灰梦》中却并没有采取西方戏剧的形式，而是采用了传奇的形式，这是因为相对于外国戏剧的表现形式而言，传奇的形式更容易为中国观众所接受。
　　综上所述，梁启超以改革图强、教化民众为己任，希望能和伏尔泰一样，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但实际上，由于政治期望过多，使得梁启超创作的外国题材戏剧不具备实际演出的可能性，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欢迎。因此，他通过演出来宣传思想、唤醒民众的创作初衷最终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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