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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政府建立之际，日患渐重。对此，从1928年到1938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紧跟世界潮流，在武器装备更新、军队编制调整、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幅度的军事变革，使中国的军事发展适应了机械化战争的需要，也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德国军事顾问 南京政府 武器装备 军事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此，从1928年到1938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紧跟世界潮流，启动了机械化军事变革。在武器装备更新、军队编制调整、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文拟以南京政府时期的军事变革为中心，对德国在中国军事变革中的历史作用进行研究。德国在欧洲列强中为一后起之秀。19世纪中期前，其前身普鲁士仅为德意志帝国众多松散联邦中的一员，其总体实力尚不及奥地利和法国。但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尚武传统，威廉一世在位时提倡的“生活军事化”理念对德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随着19世纪中期俾斯麦和老毛奇这对军政绝配的出现，他们成功地筹划了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大略运用为辅的德国统一之路。从1864—1871年，通过三场王朝战争，铲除了法国、奥地利等强国对德国事务的干预，完成了国家统一。
　　德国的崛起模式对仍处于衰弱不振状态的南京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的启示和示范效应，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的榜样，而“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弭国内歧见两方面的能力”，也很符合南京国民政府的“集权”施政理念。此前，孙中山对俾斯麦“用国家政权来缓和工人贫困”的做法曾大为赞赏，称其为“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他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他坚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权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很钦佩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孙中山生前希望得到德国军事援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他在转交给德国官员的信中说：“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以经济领域的让步来换取。但由于孙中山缺乏一个足够强大而又稳固的地位来激发德国军方的兴趣，所以，他的努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但他争取德国援助的努力却成为继任一代的政治共识。蒋介石对德国及其军事也很感兴趣，1912-1918年，曾2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并在《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对一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有着良好的印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的军事成就受到所有国家的钦佩。虽然它在一战中战败，但它坚定地规划自己的复兴，并在几年之中，在科学发展及军事科技方面超过了各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际，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彼此争斗不已。已成为帝国列强一员的日本，野心勃发，田中内阁上台后甚至提出了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为强化国家实力，弭乱御侮，国民政府亟需借助外力，实现富国强兵，但1925-1926年间的反帝运动却使中英关系渐趋恶化；1929年爆发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则使美国自顾不暇；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上对出现强大邻国上的担忧，使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变革只能是冷眼旁观。“德国在中国既没有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没有大国的特权”，而德国在军火制造上的高度发达，造就了诸如克虏伯、西门子、蔡斯、亨舍尔、莱茵金属、法本等百年公司，它们也愿意同国民政府进行军火贸易，这一切使得德国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军事变革的首选。
　　武器装备变革是军事变革中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如同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国民革命军尽管比北洋军队武器装备要好，战斗力要高，但在武器装备上各派系差别很大，在“某些部队里，梭标、刀矛和猎枪被广泛使用……步枪没有统一的质量或标准规格”。曾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的德国人塞克特在经过考察后也认为，中国军队所持的武器75%-90%不符合现代武器的标准。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军火公司从德国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对原有的一些兵工厂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1928年3月，在德国人鲍尔的协助下，陈仪率中国考察团赴德考察德国军事制度及军工产品，与德国的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定了价值100万马克的购买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1933年7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访德，与德国签定了包括1000挺机枪在内的价值5000万马克的军事装备购买合同。南京政府对德式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引起了德国军界和工业界对华军火输出的关注，为推销军火，扩大在华影响力，由德国国防部牵头，德国经济部组建了专门从事对华军火贸易的“合步楼”公司，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加速推进中国的武器装备变革，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大规模地从德国进口武器装备，不仅包括半自动步枪和轻型机枪等单兵武器弹药，而且还引进了大批重机枪、火炮、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另外还有通讯器材、工程兵搭桥铺路所需要的保障设备等。据马振犊先生查阅的档案数据表明，1934年10月，通过法肯豪森牵线，南京政府向德方购买的军火包括：15厘米莱茵远程火炮24门；3.7厘米战车防御炮20门；7.5厘米莱茵火炮20门；毛瑟24型步枪数千支；西门子公司通讯器材；蔡斯望远镜；15厘米炮战车100部；德制坦克36部；120公尺长全套架桥军用设备；其他设备如探照灯、窃听机、无线电对讲机，80-100公里西门子电缆等，以上订购物资加上每门火炮所配发1000发炮弹，总价值超过1500万银元。在中德军火贸易往来密切的前几年中，交易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29年为1666000元，1930年为6279000元，1931年为5302000元，1932年为2964000元，1933年为6756000元，1934年为3507000元。
　　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武器装备在国民政府武器进口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一些地方部队私自从德进口武器的情况，所以，实际的成交额当远不止此。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字，1936年德国共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40.5万马克的武器和弹药；实际上，交付给中国的这些货物应为6458.1万马克。而第二年按合同应运送的货物总数应为6098.35万马克，由于一大部分应于1936年交伙的器材直到1937 年才运抵中国，所以，德国在1936 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2374.8马克，而1937 年则为8278.86万马克。由于大量先进的德式武器输入，使南京政府时期的装备变革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有了质的飞跃，“到1937年7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式飞机，中国海军也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而按照德国军制整编出来的新式军队中，“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制武器装备起来的”，当时的一位德国记者如是说。
　　在南京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通过德国军事技术的引进，对原有兵工厂进行技术改造，或创办新的兵工厂的方式生产新式武器装备，也是武器装备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军工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8月，参谋本部向军政部递交了《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该方案包括原有兵工厂的整合与建设新兵工厂两项内容，德国军事专家积极参与了中国军工企业的整合中，“1934年，德国人塞克特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德国在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展等方面，均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参与整合的兵工厂主要包括：沈阳、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和南宁、浥江口等兵工厂。除了整合旧厂外，还扩建了包括汉阳兵工厂、南京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株洲兵工厂等，使它们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可与某些德制产品相媲美，南京兵工厂得到重建后，开始生产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厂能生产一种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而株洲兵工厂则能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及炮弹。另外，还设立了防毒面具厂和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适应了抗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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