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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语文独立分科到今天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可这个百年却是人类社会最为动荡、变化急剧的百年。而百年语文教育变革核心其实就是语文教育本质的变迁。一切关于语文教育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归结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
　　近代中国一直是缺乏民族自信、完全西化的,甚至亦步亦趋。我们抛弃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建立了自信时,我们可以理智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所以反思近代语文教育理念的变迁、得失,认清语文教育的特质、规律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改革来说意义重大,对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更是事关重大。
　　[关键词]语文变革;语文本质;语文教育语文学科从它1904年独立分科到今天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可是这百年却不同寻常,是人类社会更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变化最为急剧的百年。
　　社会的重大变革、起落,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特别是语文教育上。现代语文的百年变革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相对稳固的、对于封建统治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封建旧教育,变革为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教育,社会主义的当代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直对“语文是什么”进行着探究,但似乎直至今日也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近代社会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人民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奋起反抗,一方面多方探求民族独立、振兴的时期。然而这又是东方大梦不得不醒的时候。我们的先驱们惊讶地发现,曾经强大的文明古国已经远远地被西方社会抛在了后面。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令我们瞠目。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有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中国之所以衰败,是因为中国的封建专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腐朽落后。比如梁启超就说“中国之衰乱由于教育之未善”。
　　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我们才能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国家才能改变贫弱的面貌而走向强盛。他们猛烈批判封建教育的科举、八股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们兴办新学堂,创办时务报刊,制定新学制,倡导白话文运动,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把教育当作治弱医贫的武器,把兴学校、开民智作为救治中国的药方。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全盘西化的观念。
　　判断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往往是以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为准绳的。当一个国家科技发达,物质文明先进时,他的文化也被认为是进步的、优越的,而当他的科学技术落后、国家贫弱时,其文化也被认为是落后的,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法则。所以我们认同西方,加速西化步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同时,我们这个民族在理论形态上一贯重感悟、重形象,连深邃的哲学理念都要用寓言、故事、图像的方式呈现,而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强大、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逻辑力量。中西文化的这种巨大反差,和我们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落后,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曾经的泱泱大国,世界的中心、主宰顷刻间土崩瓦解,一下子变得不自信,甚至是妄自菲薄了。我们开始对西方朝圣般地亦步亦趋。当时的思想先驱们认为,要救国只有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贫弱地位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教育制度。更何况我们的旧教育,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与腐朽,封建教育日益“阻碍了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不仅仅是缺乏生机与活力,而是阻碍了社会104的进步。所以对它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摧毁和清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我们没有其他参照系,在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是我们的榜样。
　　二1902年—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就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这一学制下,“中国文学”正式单独设科,有了自己的学科宗旨和要求。但骨子里的封建内核还没有剔除。几千年的传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其顽固也好,强大也罢,它的巨大惯性也使它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主持下,改为“壬子—癸丑学制”,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来代替“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思想,完成了教育由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过渡,教育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作为独立成科的语文,开始有了自己较为明确的任务,语文教学开始从服务他科转向语文本身,即“通解普通语言文字,略解高深文字”,“作简易实用之文”,“能自由发表思想”,语文教育开始注重“应用”,语文的应用工具性作用成为这个时期的语文观。而且学制、班级授课等一系列改革都是西化的结果。
　　在急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启蒙者们为了开启民智,更广泛地宣传新思想,急切需要更广泛地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的障碍就是文言。文化思想运动的领袖们认为摈弃文言,采用白话文是当务之急,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应运而生。政治和思想运动影响着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宗旨的发展变化,也制约和影响着教科书的编写。教育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或者说不是中立的,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统治集团意志的体现,都要从属于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文化,而语文学科就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旧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话,那么,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也是为其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它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从属于其统治目的的。同样,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同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适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才。正因为如此,改革一定首先从教育入手,而最直接体现统治者教育理念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最鲜明地体现在了语文学科上。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其实是资产阶级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目的相呼应的。中国汉字难识认,言文相分离,若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教育是难以读懂的。而当时能受教育读懂古文言的人数量极其有限,这是资产阶级启迪民智、唤醒民众的严重障碍,因而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推行言文一致的“新文体”。这个浪潮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语文这个时候是启蒙心智的工具。
　　但是有些在当时是保守的观点,今天回味一下可能会有异样:比如张之洞说:“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特别是《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典。”“必能为各体中国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学务纲要》:“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中国文学”的设科目的,一是为“学习中国文辞,以读古来经籍”,二是为学会写作通达明晓的古文,以备晋官、升学、应世之用。从当时革新派的眼光看,具有抱残守缺的保守性,有点死抱着老祖宗这根稻草不放的嫌疑,无疑与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改革进步的潮流是相悖的。而且从本质上说,其宗旨是为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的,与我们今天继承民族文化精华的出发点和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但抛开其保守性目的,站在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的背景下解读,似乎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中,我国的语文教学又有过大大小小多次改革,其动力主要来自于时代、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所带来的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变化。如果说近现代的语文教育历程是西化,那么建国初期的的主要特征是“全盘苏化”。
　　凯洛夫的五教学环节、五级计分法被广泛采用,并学习苏联,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从1950年到1977年。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和语文课思想教育功能。“文革”
　　十年浩劫时期,语文课的思想性、政治性被强调到极端。这一阶段的偏颇一是在于对语文思想教育功能的过分强调,甚至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狭隘理解,只注意政治而忽视了思想品德,最终把语文隐没、消融了。而从1978年到2000年,是我国的第二次国门的打开。这次105的国门是我们主动打开,向西方学习的。建国以来我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攻击,新生的共和国不被承认。意识形态的严重差异使得我们只有苏联一个老大哥和贫穷的非洲小兄弟。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又与我们关系破裂,我们完全处在了孤立封闭的状态下。这是政治斗争所导致的“冷战”局面。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主动拥抱世界。这时候,我们又一次对外面的世界感到震撼。在我们进行政治斗争,经济几乎垮掉的几十年间,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这个时候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五四时期与这些国家的差距是明显地加大了。我们又一次地重蹈“五四”西化之辙,疯狂向西方学习。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是强调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工具性)。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冠以科学的名目。在科学万能的时代背景下,语文也纳入到科学体系下,定量、定性地把语文拆解为若干知识点,采取科学系统的方法,试题的拟制也学习托福等形式。在这10多年中,全国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学改革,涌现了众多的教学流派,创造了许多好的教学方法,诸如于漪的情感教学、钱梦龙的“三主”教学和魏书生的“知识树”以及与之相应的学生自主学习。其主要倾向是强调了语文学科的科学性, (很多人认为是工具性,其实是科学性),注重了人类语言的共同性,而忽视了汉语的特殊性,语文学科的独特性。这个时期下西方的学习是即时的、迅捷的,西方刮什么风,我们这边就下什么雨,而且是囫囵吞枣式的。由于未加以咀嚼消化,西方的牛肉、面包,不适合我们的身体基因,因而导致我们严重的消化不良。然而若没有这样一个恶性西化的膨胀过程,没有将问题充分剧烈地暴露出来,或许我们还不清醒。
　　1998年,以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人们对1978年以来的语文教学改革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科学主义、西化的危害,把语文教育的高耗低效归罪于科学主义、工具性,张扬人文主义大旗,以期找到语文教育的病因。倒向了语文的人文主义。由此,语文教学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2001年9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的颁布是这一阶段的正式开始。到这个时候,人类迈入了21世纪,语文也度过了她的百年华诞,人们似乎有理由对现代百年语文做一个总结性评价了。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逐渐强盛,民族的自信也又一点点的找回。特别是当西方文化越来越走入困境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出路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回首,发现我们传统的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和现代价值的。如果不是西方人重视中国文化,发现了我们的价值,我们可能至今还在妄自菲薄。但毕竟国力的强盛使得我们终于可以建立起一定的自信,不那么快的紧跟西方的步伐了,而且开始回顾传统了。但把语文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似乎差强人意。
　　建国之初,叶圣陶先生把语文界定为口语、书面语的结合,在20世纪50年代强调语文的思想性,把语文上成了政治课, 60年代拨乱反正强调语文的工具性, 80年代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工具性演变成科学性, 90年代开始又向人文性迈进。2001年颁布的新课程标准,把语文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无论怎样的界定和描绘,还是对语文把脉不准。口头语包括人类交际的所有方面,而且非聋哑人都具有用母语交际的能力,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这样的口头语是语文的内容与任务吗?再有各个学科的成果许多也是通过书面语来呈现的,比如历史、哲学、经济等等,但这些内容显然不是语文的范畴。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而不是语文。课标里把语文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表述是偷换概念,或者就是把语文等同于语言。同时,具有人文性的学科不只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不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工具性与目的性相对应,人文性与科学性相对应。把语文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把不同层面、性质的东西强行捏合在一起。语文既能等同于语言学,也不能等同于文学,但又与语言、文学密不可分。
　　语文从它独立之日起,“我是谁”这个问题就是模糊的。语文独立之时的名称是“中国文学”,而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而是相对于当时设立的“外国文学”而言的一个科目。“中国文学”实际上包括了“习字、文章、文学”等内容,既不纯属文学课的内容,也不同于后来的语文课内容。如果无法说明语文是什么,就无法界定它的性质。把语文独立出来要确立它的学科属性和性质,是费力不讨好的。
　　语文的分科是人类社会近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西化的必然。近代社会的显着特点就是社会分工、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细到我们生了病不知道该上哪个科室去治疗。而且条分缕析是西方文化的特106点。可是要把一个处于综合、整体运行的事物剥离出来,让其具有独立的生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且他们是特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有病变坏死就切除掉,他们更愿意孤立地看问题。而中国的文化则一向关注整体,眼睛的问题可能与肝脏有关,而皮肤的问题很可能是脾脏问题,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有着协调一致的特点。语文从它独立之日起就没有准确的定位,就不清楚“它是谁”,就难怪百年来一直对它的本质性质争论不休,对它的改革翻云覆雨。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是语文教学的最根本问题,语文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等无一不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其实语文无论其是否独立分科,其工具应用的性质是始终无法改变的,这是语文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语文独立前,它是作为尊孔、读经、表情达意的手段存在的。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作,是人类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如果不能读懂文献经典,就无法实现思想的交际、传达。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要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流传下去,就不仅要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而且还得表达得准确、生动,否则“行而不远”,而能不能表达,和表达得好不好,都与语文有关。可以说,语文就像我们要到达彼岸的船,船是我们必须要借助的工具,不是目的,彼岸才是目的,但没有船,就无法达到彼岸。所以古人说“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筌”。但是由于语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意义捆绑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国的汉字。所以语文不像数学那样单纯,它总是一定思想情感的载体。所以当我们学习语言文字时,同时就收获了意义,这如同硬币的两面,无法割弃。一切典籍文献都是用文字写成的,所以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文,语文归根结底就是手段、工具。这是语文工具性的第一个层面。
　　语文工具性的更高一个层面是语文是统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的工具。封建时代语文为封建统治服务,体现封建正统意志;近现代成为资产阶级启迪民众的工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社会主义时代语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既是事实,又是对语文的误解,因为近现代语文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文学(包括表达一定主张、见解、思想、情感的文章)。而文学无疑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自然语文也就随行就市具有了同样的属性。如果说传统的私塾教育是手工业小作坊的话,班级授课制就是现代工业的规模化生产。
　　语文是一种基础性工具学科,是每个人终身发展的基础。我国的语文教学一直进行着改革,但一直没能找到真正的治病良方,社会对语文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发出了“误尽苍生是语文的”责难。吕叔湘先生在1964年就指出:“在今天的中学和小学里,语文课的教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意见,认为多数青年人在学校里没把语文课学好,使用语文的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语文教师、校长,以及学生家长,都很着急,都希望改变这一情况。”到了1978年,吕先生又在《人民日报》上大声疾呼:“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 1 ]但是,如果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目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形势还不能令人非常乐观。
　　三十年过去了,语文教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教学质量已有较大提高,但中学生的语文水平从总体上说还比较低下,特别是在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方面还没有取得显着的成效。这是为什么?今后又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归根结底还是对语文课程的性质认识不清。对此,吕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退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说:
　　“对于语文教学首先得有两点基本认识: (1)语文的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2)人们学会一种语文的过程。”[关于语文性质的认识, 3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致使语文教学走了不少弯路。语文的性质决定语文教学的目的、内容、方法、效果等。搞清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实现语文教学改革,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使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必要前提。吕先生认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语文的社会功能是交流思想感情,可以说语文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吕先生这个的观点正是抓住了语文的本质特征。他认为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 2 ](P69)由于语言技能是一种心智技能,它要借助于内部言语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的认识活动来完成。语言的模仿要着眼于107认识活动的模仿,把观察、思考与表达结合起来。
　　学习语文的过程是一个正确模仿、反复实践、养成习惯的动态过程。但是由于我们对语文的认识反反复复,忽左忽右致使我们的语文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对传统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摒弃,也使我们走弯路的原因之一。孩童的学习特点是先记忆后理解,古人强调记诵,要把经典烂熟于心,他日随年龄、阅历增长而理解。由于深厚的积淀,无论语言,还是思想智慧都得到了全面的滋养,因而成效显着。但我们学习西方,快乐教育,只理解不记忆,只要背书,就冠以“死记硬背”的恶名,而殊不知语言学习的规律就是多读多背,特别是经典。腹中无物,何来水平能力?没有积累,以何生发、飞跃?我们经常是泼洗澡水时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语文教育要扭转现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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