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rjdtv.com--军事论文】

   摘 要: 在波澜壮阔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党消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党的领导的影响，领导红军将士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实现了对各部队的统一指挥。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决扞卫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恢复完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有力彰显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行为范式，从而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切实巩固。
　　关键词: 红军长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根本原则 基本制度
   一、长征中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红军创建后不久，就逐步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然而，在长征途中，却发生了个别高级指挥员向党争夺兵权的严重问题，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经受了自红军创建以来最严峻的考验。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将军队看成是自己私人武装，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要求党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最终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它进一步证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召开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一再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严肃指出: “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明确要求: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决议的形式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进行详尽的阐述。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广大红军指战员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党性观念，表现出坚决扞卫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张国焘决意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初露端倪后，首先受到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坚决抵制。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第一时间把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得以及时脱离险境。当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时，被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坚定地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决定，顶住和回击了张国焘等人的威逼和刁难。朱德说: “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刘伯承也坚定地表示: “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会使我反对中央的决议。”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据理力争、大义凛然，使张国焘等人无可奈何。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贺龙、任弼时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烧掉了张国焘散发的《干部必读》等文件材料，以实际行动促进了红二、四方面军的共同北上。
　　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红军特别是高层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了坚决的扞卫，把张国焘搞分裂造成的损失减小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毕竟把红军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沉痛教训时指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 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 ，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广大指战员在这沉痛教训中，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从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三军大会师前后，红军各部队纷纷作出决议和发出指示，表示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终为全体红军官兵所自觉接受，成为红军的坚定信仰和建军原则。
　　二、长征中恢复和完善了被王明“左”倾错误取消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自三湾改编起，我军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了一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作为党对红军根本领导制度的党委制一度被取消，用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代替党委集体领导，给红军建设带来了损害。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力挽狂澜，在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恢复并完善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1935 年2 月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及中央分局，要求他们“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又致电红 2、6 军团，指出: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红一方面军由于直接受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和中革军委指挥，没有成立军分会。根据这一指示，红军各部队在团以上机构中逐步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恢复建立，对长征的胜利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连续作战行军和突围转移之中，战斗屡遭失利，基层骨干伤亡很大，因而一些连队党支部组织不健全，工作缺乏经常性的问题突出出来。为此，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文件，就党支部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发表指导性意见，要求各部队“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党支部工作”。尤其是1935 年5 月2 日发布的《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强调各部队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并比较完备地规范了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种工作流程。《训令》要求连队一切政治动员与运动，首先要在党员中进行深入的解释和讨论，统一党员的认识，并经过他们传达到每个战士中; 支部的一切决定，每个党员都要完全执行，特别是指挥员要成为执行的模范; 要消灭由支书或指导员包办支部工作的现象，凡需经过支部讨论的问题，都要经过支部干事会讨论，并推动连队各种群众组织( 如十人团、地方工作组) 中的负责党员向支部干事会报告工作，经过他们来实现对群众组织的领导; 强调要“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对于支部工作的领导”，同时要注意“培养与提高支部的工作自动性与独立工作能力”，“转变支部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各部队认真贯彻了总政治部的训令，结合连队党支部建设实际，进行了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长征中严格和—9—古琳晖/红军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巩固持续不断的党的生活制度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指示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三、各路红军的长征和胜利会师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统一指挥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创建了活跃在各根据地的一支支人民军队。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各路主力红军之间被分割，长期处于相对独立作战、独立发展的状态，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长征中，各路红军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局部服从全局，凭着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以高度自觉性达成了默契的战略配合。红 25 军在得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的消息后，主动进行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分散敌军兵力，迟滞敌人行动，配合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 25 军首长表示: 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全军 3000 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继撤出根据地之后，红 2、红 6 军团在云贵川地区进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当接到军委总部要其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的命令后，红 2、红 6 军团负责人认识到这是全国革命战争的总的战略要求。他们服从大局，放弃原来的战略意图，率军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各路红军之所以能在长征途中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实现了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每当战略目标转变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各支部队都及时给予战略配合方面的指导和帮助。红 7 军团及后来的红 10 军团，在中央指挥下，转战于闽浙皖赣四省，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 红 2、红 6 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发起强大的湘西攻势，调动了国民党军 11 个师又 2 个旅的兵力，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 4 个旅，迫使敌人从湘赣地区抽出 4 个师的部队驰援湘西，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
　　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战斗，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从而彻底冲破了根据地初创时期彼此隔绝、各自为战的状态，从狭小的圈子走向了广阔的天地，如激流归大海一般汇聚西北，形成了统一的革命武装力量。经过长征，各路红军空前集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和统一，战斗力更加强大，更加有利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指挥。为适应新情况，更好地保证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 1936 年 12 月 7 日命令扩大中革军委组织，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等 23 人为委员的中革军委。这一举措，对于加强红军建设，统一组织指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迎接全民族抗战新高潮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总政治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 第 3 册［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朱德传［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本文来源：http://www.rjdtv.com/junshilunwen/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