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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洋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最广阔、最便捷的通道，然而在古代国人的眼中，一向视海洋为畏途，望之而却步，“望洋兴叹”一句成语，足以道破对海洋的屈服。对于中国人来说，海之外的想象力和向往感是缺失的。海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属于陆地，海洋和山川大漠一样作为中华民族的保护屏障而不是通道。虽然也有海洋行动，包括波澜壮阔的郑和下西洋，但是有海洋行动而没有海洋观念的后果是：行动并不持久，观念也无法深入，最终蛰伏于大陆。海洋观念的缺失，不仅禁锢了走向海洋的脚步，也遮蔽了看世界的眼睛。
　　西方国家很少讲海防，它们在第一层面讲海洋，因为它们看重海洋可以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第二层面讲海权，因为它们认为海洋问题的实质在于海权，而要获取海权必须积极主动进攻，而不能限于如何防守。在近代中国，海洋问题被矮化为海防问题。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在广阔陆地上生生不息，生于斯，成于斯。中国文化以防御性为主导，长城式的防御体系已经凝固在民族文化中，自然也会将它移至于海上。清代早期，闭关锁国的国策在军事上的反映就是全面防守。而晚清海洋是近代中国受侵害的一个方向，是西方获取利益的一个通道。矮化为海防的海洋观直接的影响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海军改革的急速衰落，长远的历史影响就是中国在近代又失去了一次发展海上力量的良机。
　　近代海洋观念是国防破碎中的海洋观念，没有稳定的内部环境作为支撑的海洋观念是沙地中的楼阁。世界近代海军强国的发展道路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图景：稳定的国内环境为海上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理论支撑。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在19世纪中期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如饥似渴地接受马汉的海权思想，全力推行海军改革。中国近代海洋拓展的最大困境就是，国内混乱和分裂不断，外部危机频发，塞防和海防往往同时告急，这就使得刚刚点燃的海洋观念摇曳不定，更难谈继续深入，中国近代海洋观念就在这困境中周周转转错失良机。
　　二、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高度决定视野，视野决定认知水平。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层面，以地缘战略的视野来观察和思考海洋问题，以实现对海洋认知的新超越。
　　首先，从“陆海兼备”的大背景中认识中国海洋问题的战略特性。中国从自然条件来看是一个陆海相接、坐陆临海的国家。184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主要是“大陆”的特性在起作用。进入近代以后，海洋的重要性显着上升，海洋对于中华民族安全与发展的利害关联度空前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和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地缘战略辖区最大的特点就是陆海兼备。一方面，中国本土经济发展对海洋的依赖性，或者说海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对海洋安全的维护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且海洋安全更加有赖于充分发挥陆地本土的优势。今天我们可以着力发掘陆海兼备的独特地缘优长，从此出发构建中国特有的地缘战略，将以陆制海与以海制海相结合。以此为基础统筹本土防卫和海洋安全，使陆地和海洋在中国- 183-《军事历史研究》 2013年第1期国家安全中高度一体化，构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布局。
　　其次，在西北太平洋的大框架下把握“整合海洋”。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延展，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的区域：一是海岸线及领海区；二是第一岛链内海区；三是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之间海区；四是第二岛链以远海区。近代中国对海洋的关注与筹划基本上都局限于前两个区域，也就是局限于海岸与近海。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近海区域的局限，纷纷将目光伸向第二岛链、伸向整个西北太平洋，提出了“蓝水海军”的概念。这种视野的拓展，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地缘战略观念，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近海各海区的内在关联性有一种全新的审视。因为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第二岛链及太平洋时，发现无论是黄海、东海还是南海都在同一视域之内，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
　　再者，在整个亚太地缘大格局中审视西行海上战略通道问题。由于西太平洋海区存在两条岛链，加之南海与印度洋主要靠马六甲海峡连通，中国的近海处于半封闭状态，海上通道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近代政治家和地理学家受眼界的局限，对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关注不多。其实，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如果能够有更开阔的视野，就会发现从中国东南沿海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的西行海上通道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今天的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之后，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西行海上通道成为支撑国家利益快速拓展的重要平台和媒介，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又有了新的实质性提升。而这一通道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日益突出，特别是如何有效维护中国从中东、非洲能源资源运输安全，已经成为重大战略问题。因此，着眼亚太地缘大格局进行战略审视和谋划，维护西行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具有现实与长远的战略意义。
　　三、中国近代海洋观念更新速度非常缓慢，所达到的认知高度有限，在这一点上，与日本、美国、德国等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这是缺乏持久有效的动力机制所造成的。近代中国对海洋的关注，政府对海洋安全力量建设的投入，多数情况下是对入侵的一种被动应对，这种安全需求并不持久恒定。这一时期，虽然中外贸易额不断增加，但基本上都是国外商人来中国倾销商品，中国商人走出去的很少。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海洋除了带给他们战争、屈辱之外，能够带来的利益实在有限，主要是经由沿海的国内南北地区之间的运输以及渔盐之利。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海洋国家同样形成鲜明对比，后两者通过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打开了市场，攫取了巨额财富，海洋成为它们富国强兵的重要源泉。毫无疑问，比安全问题更能持久深刻影响国民海洋观念的，是广大国民与海洋的基本经济利益关系。
　　今天的中国，在走向海洋、经略海洋方面又一次面临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既有维护海洋安全的战略需求，更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经略海洋的迫切需要。在安全方面，黄海、东海和南海方向都存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大任务，美国推出的主要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更增大了对中国海洋方向的威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中国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显着上升，85%的对外贸易由海上运输，90%的石油进口依赖海运，国家经济发展与海洋的关联度达到空前水平。中国已由“内向型经济”快速向“外向型经济”转换，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经济第一次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重大比例，海洋交通线或国家海上生命线的问题已经凸显出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推动新海洋观的建立和国家全方位的海洋建设，不再需要单纯依靠情况刺激，也不可能像近代西方殖民者那样进行海外扩张，而是完全可以建立在一种新的综合性动力机制之上。要进行现代海洋观念启蒙，使国民开发海洋的利益冲动变成一种自觉的观念，让全民放眼世界，认识到中国和平崛起需要走向海洋、经略海洋。同时，制定国家经略海洋的战略和规划，对之进行科学统筹，使之成为一种长期的、连续的、有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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