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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硝沟村为例，将该村被边缘化群体对村干部的认知偏差为研究重点，运用社会比较、自我服务偏见、挫折———攻击理论、说服的外周途径等社会心理学理论，就被边缘化群体产生认知偏差的心理状态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关键词】 认知偏差；赢利型经纪人；社会比较；自我服务偏见

　　硝沟村位于宁夏固原市彭堡镇以北 10 公里，全村 200户，1086 人，是一个纯回族聚居村，2012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3300 元，加上气候干旱，人畜饮水困难，为改变当地贫苦落后情况，国家在该村实施了一系列扶贫项目，其中扶植了该村养殖业———兴建养殖园区。园区占地面积共 75 亩，建鸡棚共 30 栋，集办公室、会议室、药具室、隔离室为一体的办公设施共 300 平方米，每栋鸡舍投入资金6.4 万，园区共计投资 420 万元。进入该养殖园区只需要具备少生快富资格的硝沟村农户皆可以报名参加。截止 2010年，该村已经有 64 户参与到了少生快富项目中去，而园区规划只有 30 个鸡舍，资源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必然。为便于研究，在此暂将获益群体定义为进驻了养殖园区的 30 户养鸡户，该部分群体实际上是以村干部为首的乡村精英群体；将全村其他户定义为被边缘化群体，其中包括参加了少生快富而未能获得集体养鸡机会的农户和没有参加少生快富的农户这两种。下表是以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为分层依据，在所做的 34 份问卷录音整理资料中利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的 10 份样本，他们的话语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关于自身贫困的解释，论及自身因素时多为短期内不可以改变的因素，并没有涉及有关自身品质的任何评价词语。第二、对群体内部的评价几乎没有，直接做出消极评价的只有两人（最后一人所说的“娃娃生多了”不属于消极评价，因为在当地此现象普遍）；第三，对以村干部为首的获益群体评价多用“贪污”、“关系（体制外社会资本）”等消极词汇，且这些词汇多涉及个人品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加入该项目，首先要自己先修好鸡棚等到验收合格之后国家方给其发放鸡棚补贴款，一个鸡棚的成本大约 5 万元，从鸡苗养到可产蛋回收资金，光饲料钱就需要 4 万元左右，光这两项接近十万元的前期投入，这一资金门槛使多数农户被排除在外。部分进驻了养殖园区的许多农户是靠着亲戚朋友借钱和贷款维系，关键就在于这部分人有能力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本获得前期投资所需，具体来说就是该村支书 XMG，也就是养殖园区的负责人，因为和他们关系比较亲近而愿意用自身雄厚的财力对其进行援助。这种脱胎于传统社会的人情因素，在已经习惯了民主法制等现代观念宣传的其他村民脑中不具合法性。当与自己同样没有十万元本金的农户因为 XMG 的支持可以进入园区而自己没有进入时，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比较，滋生了一种相对剥夺心理。由此，他们就会一再强调那些他们所不具有的非体制内因素影响———关系不好的人那个给你不给，进而对 XMG 和其他养鸡户进行贬低。
　　有些人也意识到了该政策需要的本金所带来的参与门槛，但是他们无法改变现状，所以也会刻意忽略该因素而将更多的不满向外界发泄。例如如村民 MJ，“我反正打我长这么大，拿我老子来说，国家项目下来，我老子啥也没有吃上过。”话语间对自己没有得到项目的不满溢于言表，“我想先贷两万先投资上，……现在国家我一个都贷不上。”，咋一听，似乎是该村民自己谋求发展但相关部分并不给予支持，访谈者问起了他是否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他说：我在我结婚的那一年，贷了一千块钱，……我父亲不是老了嘛，把钱一还，条子给撇了嘛，有记录人家现在黑名单嘛。显然是由于他父亲的疏忽，但是他依然将不满发泄给政府，后面问卷中他再次说到：“咱们现在投资不上钱买那个牛，咱们心想贷两个款呢，公家还给你不贷给”。
　　自我服务偏见也是导致认知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我们总是将成功与自我联系而可避开失败对自我的影响，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自我服务偏见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容易高估自己观点和弱点的普遍性。关于自己为何未能进入养鸡场，被边缘化的农户强调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或者与 XMG 关系的疏远，而这几个原因恰好是许多未能进入养殖园区的农户所具有的共性，他们在强调他们自己弱点普遍性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以此进行自我印象管理。这种自我服务偏见和基本归因错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解释他者的行为时，会倾向于性格归因———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被边缘化群体普遍性地表示对自己当前所处情景无可奈何，调查中没有一户被边缘化者用懒惰等涉及个人品性的字眼来形容自己，而多提及家中人口多负担大，或者当地气候恶劣等不可变因素，然而在论及获益群体时，他们喜欢用“看人低”、“不管我们”等消极字眼说明以 XMG 为首的村干部具有做事不公平、势利、用人唯亲等的品格缺陷。
　　挫折———攻击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被边缘化群体出奇一致的倾向于攻击村干部。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并且稍稍刺激了供给能量的释放时，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而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实际上许多人真正贫穷者并拿不出几万块钱的成本来修建鸡棚，但是群众不可能去说国家的扶贫政策有问题，短期内改变不了自身的贫穷状况，于是他们就将矛头指向了作为基层国家和党代言人的村干部，这也是他们在解释自身没有获得养鸡户资格中一再对 XMG 进行消极评价的重要原因。
　　人们从一套一般真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是很慢的，但是他们从某一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边公理则是非常迅速的。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被边缘化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并不能全面而理性的分析国家政策，因而只能对信息源采取一种外周途径。如关于养鸡场关于 XMG 的女儿占有两个鸡棚的事例在非鸡场养殖户中的言辞中被多次提及，他们很少人能分析到国家政策中暗含的对他们经济基础的要求，却很快从这一事实中演绎出只有和 XMG 关系亲近者才能成为集体养鸡户这一“规律”。
　　首先，被边缘化群体因为自我服务偏见将自己的边缘化地位多归结为许多不可逆的原因或外部影响，对同样被边缘化者也多抱有沉默或者边缘化态度，少有批评者；其次，因为基本归因错误———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更多地归结为性格，而较少考虑到情景因素，与对自己和自己团体内的宽容态度想对比，他们对以村干部为首的获益团体采取比较极端的措辞，多用“贪污”、“私”、“坏”等涉及个人性格的字眼，而很少考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背景，如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付养鸡的前期投入让 XMG 无法接纳他们进入养鸡场。再次，同样作为兼具村民身份的村干部乡村精英团体与他们在有限的国家扶贫资源面前处于竞争关系，因为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不充分，他们未能进入养鸡场，但是经济条件为国家政策所要求，将遭受挫折所带来的不满显然不能归咎于国家，于是他们就容易将目标转移给了村干部，用消极的字眼评价他及其团体。最后，因为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被边缘化群体做出评价的信息来源多数并非出自对国家政策理性而全面的理解，而是倾向于从某一个鲜明的例子中推断，即使这种推断可能缺乏严密地逻辑，这也很容易导致被边缘化群体对获益群体进行盲目的评价。
　　[参 考 文 献]
　　[1]黄 博，刘祖云.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54-59.
　　[2]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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