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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到了20世纪以后更为明显。一方面,哲学—美学大师们空前关注语言及翻译问题,把翻译作为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途径;另一方面,现代翻译理论也深刻地打上了美学的印迹。通过对本雅明、奎因、海德格尔、德里达有关翻译的论述和多元系统及阻抗翻译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语言;哲学;美学;翻译;翻译理论
    纵观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史,不难发现,虽然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以及最近有学者提出的文化学派之分,(孙致礼,1999: 59)但是在多数不同的翻译理论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与之同时代的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认为“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张柏然、张思洁, 1997: 85)其实,考察一下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我们也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西方多数的翻译理论也是有其哲学—美学渊源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和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异,就直接来自于中西美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考察一下中国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又会发现,许多美学理论天然地就适合于用来分析翻译的问题。到了近现代,许多哲学—美学家更是直接参与到翻译问题的讨论中来,提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可以说,美学思潮对于翻译理论研究历来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这也不足为怪。既然“翻译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哲学活动”,(柯文礼, 1999: 77)那么对翻译活动或是翻译产品的理论研究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理论的影响;而美学作为研究艺术的一个哲学的分支,关注翻译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翻译毕竟被许多人看做是一项艺术活动。原文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都受到译者、读者和勒费维尔(AndréLefevere)所谓的“赞助人”(patron)的美学原则的影响。美学的影响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始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论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了美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以具体的美学理论为工具,对文学翻译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还对中西哲学—美学传统和翻译理论的差异做了比较。在当前这些无疑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有一个偏差,他们所论的多是中国和西方传统的美学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而对于现代美学思潮,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美学却关注不够。当代美学由于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对语言问题空前重视,翻译也成了美学家们研究的一个主题。比起传统的美学理论来,现代的美学思潮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影响更重大,也更深远。探讨美学与翻译,无论如何也不该忽略这股目前依旧十分强劲的美学思潮。
　　一整体来看,对翻译的关注是当代西方美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到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语言愈来愈明显地成为哲学思考的主题。因此,很多人认为,经过了古希腊的本体论阶段和近代的认识论阶段之后,当今的西方哲学已处于现代的语言学阶段。而表现在具体的哲学形态上,就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实证—分析哲学”三种哲学。反映在美学领域,就有“语言学转向”和“批判理论转向”,并且“这两种现代美学最终又汇合于‘后现代转向’之中”。不管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处于这两种转向中的西方美学与翻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声称“全部哲学问题都是‘语言批判’”,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也认为“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同样,当代美学也以语言取代理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试图以语言作为突破口,来解决审美与美学的根本问题。而翻译作为两种或数种语言直接交汇的场所,集中体现了语言的种种特点和问题,自然也就成了美学家们理想的关注对象。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和阐述,美学家们期望能够解决美学上的许多问题,以期能够建立“语言的乌托邦”。因此,翻开任何一部20世纪西方美学史,都可以找到不少有关翻译问题的论述。作为美学家们对语言问题论述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论述体现了与以往任何有关翻译的论述都有所不同的思考。而且,尽管这些论述的本意并不在于解决什么翻译的理论问题,而在于解决困扰美学家们的种种美学和哲学问题,但对翻译问题却有着非常直接的意义,而且美学家们的思考有时甚至比专业的翻译理论家还要深刻得多。当然,对于他们的理论,我们必须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有可能得出与一般常识相悖的感觉。比如说奎因(Willard V·O·Quine)的“翻译的不确定性”(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理论以及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德里达(Jacque Derrida)等人的翻译理论,以传统的思维是很难理解的,甚至会感觉是很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改换一下视角,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理论其实都触及到了翻译问题的本质。虽然人们对翻译的功能和性质还存在着争论,但从根本来说,翻译还是一种语言活动,翻译的所有目的最后都要依赖语言层面的操作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语言哲学论的美学与翻译必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批判美学对语言的关注不像语言论美学这么集中,但是与翻译问题也是有着紧密的关联的。一方面,批判美学其实也很注意语言问题。到了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也“明显地转向了语言学理论”。他们的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自然也就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批判美学所讨论的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的艺术状况,用来考察种种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也是非常合适的。比如说,西方当前有关翻译策略的争论,有些人觉得很费解。但是如果用批判美学的理论来看,则很好理解。有意思的是,批判理论在讨论后现代条件下的艺术时,非常关注“复制”的问题,并认为复制是“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杰姆逊, 1987: 198)而“复制”恰好也是翻译的一种别称。尽管这一派的美学家们在探讨“复制”问题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直接讨论翻译问题,他们所说的“复制”与翻译中的“复制”也不尽相同,但由于翻译天然的复制性,“复制”理论和翻译的关联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讨论“复制”问题的美学家在别的场合也谈到了翻译的问题。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1936年完成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集中谈论了当代艺术品的复制问题,但在此前, 1923年他为自己所译的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的《巴黎之景》(Tableaux Parisiens)写了一篇导言,题为《译者的任务》,以翻译为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妙论。此文经德·曼(Paul de Man)等人的评介,竟成了“在当代有关翻译本质的讨论形成过程中的中心文本”。(Bush, 1998: 194)简言之,与以前的美学相比,当代西方美学与翻译的关联更加紧密,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不管哪个流派的翻译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当代美学的烙印。
　　二2004年　具体来说,最能反映美学思潮与翻译之间的关联的,自然是当代的美学大师们有关翻译问题的论述了。以平常的眼光来看,有些观点是非常晦涩难懂的,但如果结合其美学思想来看,又是可以理解的。大师们的这些理论虽然不完全针对谈翻译,而只是以探讨翻译为途径,来表达他们的哲学—美学思考。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具有翻译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双重意义。从下面分析这几位美学大师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这一点。
　　最早也最集中地讨论翻译问题的当代美学家恐怕要数瓦尔特·本雅明了。本雅明曾当过翻译家,他的《译者的任务》也是以翻译作品的导言的形式出现的,对于实际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应该说是深有体会的。不过,他并没有从这些困难出发,来论证自己的翻译理论,他对翻译的思考完全是哲学式的。在《译者的任务》中,他开篇即宣称:“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对接受者的考虑从来都被证明是没有用的。”(Benjamin, 1992: 71)因此,“糟糕翻译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发挥一种传达的功能”,也即要为读者考虑。在他看来,翻译只是一种形式,是作品生命的延续;翻译要显示语言的亲缘性(kinship),原文和译文都指向一点———纯语言;“从语言的长流中重新获得完满的纯语言,是翻译巨大也是惟一的功能”;(Benjamin,1992: 80)“译者的任务就是从自己的语言中释放处于另一种语言的魔力之中的纯语言;在自己对一部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中的语言”;(Benjamin, 1992: 76)“和艺术不同,翻译不能声称其产品的永恒性”,“一切翻译都不过是为了与语言的异质性达成和解的权宜之计”;“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掩盖原作”;(Benjamin, 1992: 96)“信”应由直译来保证。本雅明通过阐述这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翻译理论,实际上“意在说明艺术与上帝相通的那种神圣性与神秘性”;(刘象愚, 1999: 3)这里显然体现了他早期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在他看来,在纷繁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绝对真理———纯语言,上帝的语言。不考虑读者,主张直译,这与现代主义拒绝大众化,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可以说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布什(Peter Bush)认为他“属于现代主义阵营”。(Bush, 1998: 196)当然,他这里表现的美学思想与他后期的思想似乎不太一致。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论证了传统“韵味”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必然消失的历史命运,对“复制”明显持乐观的态度,因此,也有人认为,“本雅明的着作是最适合作后现代解读的”。(周宪, 1999: 154)但在这里他没有讨论翻译问题,否则,他是否会审察翻译与“复制”的内在联系,并修正早期的观点,也未可知。毕竟,本雅明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周宪, 1999: 146)与本雅明一样,奎因也曾集中讨论过翻译的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词语与对象》的第二章“翻译和意义”里,他通过对“原始翻译”(radicaltranslation)的阐述,提出了他的“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一些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兼容,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兼容”。(Quine, 1960: 27)具体分析,翻译的不确定性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涵或意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外延或指称方面的不确定性”;(陈波, 1998: 120)“与翻译的正确性相关的自然事实只是语言的自然倾向”;翻译正确与否“没有事实问题”。(陈波,1998: 146)这里,他所谓的“不确定性”也绝对不能看做是可以用来为糟糕翻译开脱的借口。他一方面强调了翻译时确立语义的困难,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了译者———在他的论述中是语言学家———的主体因素。其实,他在这里论述“翻译的不确定性”,只是意在证明“作为语句之意义的命题概念是站不住脚的”。(陈波, 1998: 147)所谓的“原始翻译”,翻译的是“一个迄今为止无人接触过的民族的语言”。(Quine, 1960: 28)他是想用翻译来使“以单语的眼光看待语言时常常是抽象的观点‘更现实’”。(Gentzle, 1993: 15)作为一名分析美学家,他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典型的语言论美学的思想。
　　同样以这种语言论美学审视翻译的还有海德格尔。海氏对翻译问题并没有集中的论述,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和《什么召唤思》等文中;不过,由于他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美学思想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在与时间》被认为是“首次尝试要打破对翻译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化态度的束缚”。(Gentzler, 1993: 153)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每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是翻译”,(卫茂平,1999: 54)所以他是反对字面直译的;“只要一个译文仅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就未必是忠实的。”(卫茂平, 1999: 52)但是,他并不主张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译”。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译法。“他使自己和字面关联及先前构想的联系脱离,考虑其他可能的意义。比如,他不把‘adikia’直译成‘injustice’,而是听‘a-dikia’,听出‘dikia’的不在场,听出事情全不对韩子满　当代美学思潮与翻译理论研究劲,有什么事情乱了套,因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译法‘disjunction’。”(Gentzler, 1993: 157)也就是说,他要让语言自己言说,而自己作为译者来听这种言说,这样才能得出可能的译法———也即“道(Sagen)。其实,在他看来,“翻译的关键在于表达词语后的‘道说’。”(卫茂平, 1999: 52)他是要用翻译来达到“一种双重写作:一是移动并削弱西方读者带给语言的先构概念以便让别的东西发生;二是和《存在和时间》一样再次提出存在的问题。”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语言论美学思想。既然语言不是表达的工具,而是存在的家园,所以从语言中,尤其是翻译中,当然可以探寻存在;由于语言的本质是说,纯真的说是诗,而诗又有赖于听,所以翻译时,听自然也就成了寻找可能译法的理想途径了。相比而言,德里达有关翻译的论述则比较集中,在《他者的耳朵》和《通向巴别塔》中,他对翻译问题做了精彩而又相当抽象的论述。在《他者的耳朵》中指出,他的翻译理论和海德格尔的翻译理论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海德格尔假定有一种‘原初的’完好无损状态存在,尽管这种状态被遮蔽、被忘记并被古希腊人误译;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了挑战传统的哲学,必须与海德格尔在此透露出的半神秘的语调拉开距离”。他认为翻译不应该被定义为复制、重现或交流原作的意义,而是最好被看做是“一种场合,在这种场合中,语言可以被看做是永远处于一种过程之中,修改原作、推迟并置换任何抓住原作意欲命名之物的可能性”。在《通向巴别塔》中,他对专有名词“Babel”(巴别塔)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这个词中看出了“父亲”(father)———即上帝,认为由于上帝解构了巴别塔,造成了混乱,并把自己的名字强加于人类,因此“他使他们命中注定要进行翻译,使他们服从必需而又不可能的翻译的法则”;他还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翻译还要严肃”;“原作的开始即是缺乏并请求翻译。”
　　除此之外,他还根据自己其他的解构主义的概念,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根据他着名的“延异”理论,“任何一个词都处于‘延异’状态中”;(杨大春, 1998: 85)“延异是差异系统的游戏,是差异的印迹的游戏,是种种要素彼此相关的分隔的游戏。”(王一川, 1994: 226)因此,翻译并不是要复制某种不变的意义;“翻译可以看做是一种行动,在这种行动中,沿着语言表面的运动显现出来、没有算计的游戏也被彰显出来。”(Gentzler, 1993: 162)他还把“膜”(hymen)这个典型的解构主义的术语用到了对翻译的讨论中,并被认为是近来最有影响的翻译研究中的性别隐喻理论。“他认为,翻译的法则要求违规,因此忠实是不可能的。他把这种双重制约称为‘膜’。”(Chamberlain,1998: 96)显然,这些论述都是可以作为美学思想和翻译理论来做双重解读的。
　　当然,对翻译问题做过论述的当代美学家并非只有这4位,但他们的理论无疑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翻译理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他们的理论中,原作已不再具有往日在翻译过程中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译文读者的地位也被大大降低了,通常意义上的忠实也不再被视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译文和翻译过程本身的地位却被提高了。正是因为这样,根兹勒(Edwin Gentzler)才说“奎因的结论直接否定了任何以对等观念为基础的翻译理论”。(Gentzler, 1993: 15)但是,根兹勒没有把奎因和海德格尔及德里达放入同一个流派来谈,他把奎因放在“美国翻译研讨班”来分析,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放入“解构”一章中来谈,而本雅明则被放入了“翻译研究的未来”中加以讨论。他这种安排自有其道理。但是,从整体上看,这4位美学家的翻译理论似乎都可以看做是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他们都解构了原作的中心地位,从而也颠覆了对等的观念。而且用勒费维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理论“使翻译现象受到了应有的瞩目”。(Luo Xuanmin, 1996: 16)三美学家对翻译问题的直接讨论只反映了问题的一面。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从当代一些翻译理论家的理论中,也可以读出当代美学思潮的影响来。在新近比较有影响的西方翻译理论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当代美学的踪迹。这一点在“多元系统理论”和“阻抗翻译理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伊文—左哈(ItamarEven-Zohar)在70年代率先提出的;后经他自己以及图瑞(Gideon Toury)等许多学者的努力,使得这一理论影响逐渐扩大,渐渐为许多人所接受,成了当代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之一。这一派理论的鲜明特色在于把研究的对象从原文或是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上完全转移到了译文上,是一种“译文取向的研究方法”。(Shuttleworth, 1998: 179)和他们以前或同时代的一些翻译理论家不同,他们不再为诸如原文与译文或源语与译语是否对等这样的问题而困扰,而将目光放到了译文所在的语言文化2004年　的多元系统上来;他们要研究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这种作用和地位的原因、以及影响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种种因素等等。比如勒费维尔就认为有双重因素制约着翻译文学。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由“专业人士”来体现,按重要性的不同,又可分为译者的观念和译文产生时在译入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诗学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决定了“通过翻译所确立的一部文学作品的形象”;(Lefevere, 1992: 41)另一个因素则主要在文学系统以外运作,他称之为“赞助人”,指的是“可以促进或阻碍文学的读、写和重写的权力(人或机构)”。(Lefevere, 1992: 15)这两个系统又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翻译文学的形态和在译入语中的角色。这其实已经具有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了。
　　但是从渊源来看,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的源头来自俄国形式主义,其理论也颇有形式主义的一些特点;不过,到了勒费维尔这里,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的影子。福柯认为:“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是依据一定数量的步骤而被控制,被选择,被组织和重新传播的。”(周宪, 1999: 399)也就是说“任何时代的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像的成果,也不是自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来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周宪, 1999: 400)翻译文学的产生也是被各种权力控制、选择和组织的。
　　相比之下,确切地讲,“阻抗”(resistance)还不能称做是一派理论,而应称做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由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首先提出的。“阻抗”是和菲利浦·路易斯(Philip E Lewis)提出的“滥用的忠实”(abusive fidelity)概念相联的,提倡“把译者的注意力由观念的所指转移到它所依靠的能指的游戏上,转移到音系、句法和话语结构上,造成‘一种翻译,这种翻译重视实验,打乱用法,寻求多价性的匹配,或是通过构造自己的表达上的强调与原文的表达强调对等’”。(Venuti, 1995:24)之所以称做阻抗,是因为这种策略“不仅避免了译文的流畅,而且还对译入语文化提出挑战,尽管它也使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暴力作用于外语文本之上”;(Venuti, 1995: 24)即是要“抵抗主导的译入语文化价值观,以表明外语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Venuti, 1995: 23)他在这里所提倡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异化”(foreignizing)策略,即翻译的目标不是要产生与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保持一致的译文,而是要使原文的“异质性”(foreignness)在译文中得以体现;所谓“异”,当然是相对于译入语而言的“异”,一种对译入语在语言和文化方面都能形成挑战的“异”,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翻译观所追求的“流畅”的译文,从而使译文的读者能够明白无误地意识到翻译文学中的异质成分,并进一步意识到他种语言和文化相对于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样,“异化”的策略又会造成另一重阻抗:阻抗译入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韦努蒂认为,英语中的“异化”策略“可以是阻抗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结和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Venuti, 1995: 20)抛开这里宣扬的政治文化意义不谈,这种策略在美学上和现代主义艺术显然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坚持的“离间”效果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要使艺术品与艺术品的接受者拉开距离,增加接受者理解的难度,从而调动起他们的能动性。或许会有人理解不了这样的艺术品,但这对艺术家来说无关紧要,他们的本意也只是有一部分人能理解就够了;他们的目标不是作品的广泛流行,而是作品能否启发接受者进行思考;在当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艺术品的艺术性,必须为艺术而艺术;奥尔特加(Jose Ortega y Gasset)说过:“现代艺术总有一个与之对立的大众,因而它本质是无法通俗的。”(周宪,1999: 66)“阻抗”理论所倡导的无疑正是这种无法通俗的译文。
　　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有当前盛行的翻译理论都有其直接的美学渊源,但是细究起来,在他们那里显然都是能看到当代美学思潮的影响的。现代翻译理论的理论来源有许多,美学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四如果考察一下20世纪以来美学和文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美学思潮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冲击是有着内在原因的。
　　首先,如前所述,当代哲学和美学对语言问题空前关注,因此,翻译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进入美学家们的视野。他们纷纷对翻译问题发表意见,对翻译理论产生影响也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当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必然会以与从前有所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翻译问题,美学家和翻译理论学者都是如此。
　　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想使得人们认识到保持艺术作品艺术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因而在艺术追求上不再是使艺术品更易为大众接受,而是与大众保持距离,迫使大众做出思考;这在翻译上就会表现出对当代美学思潮与翻译理论研究“流畅”的放弃。“透明”的翻译是要受到谴责的;即是说,读者在阅读翻译文学时必须接受由于文本中源语文化的异质性而造成的阅读困难。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则使原文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这样的思想必然要怀疑原文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至少在理论研究中没有必要一切围绕原作;由此,理论研究的视野就会扩展,逐渐形成社会学式的研究,而对等的问题在这里则无可挽回地被冷落了。
　　再次,由于当代美学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对文学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也促使翻译理论必须有新的发展。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在主题和形式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而形式,尤其是语言方面的不同,对文学翻译的冲击更是难以估量。举例来说,“多语文本”(multi-lingual text)在现当代文学中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文本一般都以一种语言作为主要的语言,但其中又会杂有一种或数种其他的语言。传统文学中其实也有这种文本,只不过比较而言,受当代哲学—美学思潮的影响,一些现代和后现代文学的多语文本中对其他语言使用得更多、更频繁,其他语言在文体或主题上的意义也更重要。要把这样的文本译入一种语言显然是很困难的。是和原作相似,也译成好几种语言夹杂的文本呢,还是干脆全部译成译入语?如果译成多语夹杂的文本,那么应该译成哪些语言?和原文中的那些语言一样吗?如果是,翻译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需要另外确定语言,那么确定其他语言的标准又是什么?而且这样的翻译能达到我们现在通行的评判标准吗?如果译成译入语一种语言,那么是不是原文中被放弃的成分又太多了?这么放弃以后,翻译还有意义吗?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就可以回答的。当然,我们可以采取译成一种语言并加注的办法,可这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并没有解决实践或理论上的难题。所以说,虽然这一类文本已经有人翻译了,或正在翻译,但有关这种翻译的问题却远没有得到解答。翻译理论要发展,就必须采用新的思维和理论基础,以解释这一类文本翻译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多语文本”的翻译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德里达在《通向巴别塔》中就追问道:“同时用几种语言写就的一个文本如何翻译?多样性的效果又如何‘传达’?同时翻译几种语言怎么办,那也叫翻译吗?”(Derrida, 1992: 223)可惜的是,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再做深入的探讨。但文学新样态对翻译理论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影响也可以说间接来自于美学。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认为,当代美学思潮与翻译理论的交织是必然的。五就翻译理论研究而言,与当代美学思潮的这种交织,无疑会带来许多好处。首先一点就是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宽,许多新的问题开始呈现在理论研究者的面前,使翻译理论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而言,重视当代美学思潮的冲击,对于走出“理论的寂静期”、打开翻译理论研究的新局面,肯定会有帮助;其次,由于美学思潮的影响,也使得我们对一些老问题,如翻译的性质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美学大师们的论述同翻译理论研究跨学科性质的要求也是一致的;我们需要从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翻译理论研究,同样也需要从美学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事实上,人文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些学科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了,海德格尔等大师有关翻译的论述,就很难说只是哲学—美学的,而不是语言学或翻译理论的;再次,美学大师们直接探讨翻译问题,大大提高了翻译理论研究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翻译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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