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rjdtv.com--美学论文】
内容摘要: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生态美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在学术界存在颇多疑义。我们认为，作为后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新兴学科，生态美学的出现无疑是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事实也证明，生态美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人与自然以及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之所以能够统一即在于生态美学，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哲学观。鉴于我国的生态美学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所以，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以中西交流对话为平台，建设一种包含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某种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生态美学体系就成为今后生态美学发展的目标之所在，这同时也是我们对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的一点思考。
关健词:
生态美学;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整体;共生共荣;生存论存在论
一、关于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的反思生态美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在学术界存在颇多疑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它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的性质还没有能够充分理解。从时间上来说，生态美学是20世纪后期，特别是21世纪后工业社会的产物，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不同于传统学科的新兴学科。一般来说，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反思超越性。也就是说生态美学是对于传统美学反思超越的结果，是对于传统美学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与超越，也是对份繁仁导于传统美学完全漠视生态维度而仅仅局限于艺术美学的超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形态。二是开放多元性。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不像传统学科那样具有某种超稳定性，而是一种开放多元的体系。正如深层生态学的提出者阿伦·奈斯所言，他的生态哲学只是生态哲学A,还会有别的理论家加人其中，成为生态哲学B, C, D, E, F, G，等等。而本文所说的也只是我们自己对于生态美学的一种看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没有也不可能定于一尊，需要更多的同道加人其中。三是交叉性。生态美学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包含美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多种元素。四是建构性。也就是说生态美学作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兴学科具有建构性的特点，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前进，将会具有更加明显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在此基础上，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生态美学的建构之中。生态美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出现，无疑是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第一，具有新的世界观建设的作用。我们认为，当代生态审美观应该成为新世纪人类最基本的人生观，成为我们基本的文化立场与生活态度。事实证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人与世界的对立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首先，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各种生态危机的频发，从着名的“伦敦雾”到惊人的日本“水误病”，以及近年的“非典病毒”、“印尼海啸”、“甲型HIM流感”等，都是自然对于人类破坏的惩罚。而近年在我国频发的“沙尘暴”、“淮河污染”与“太湖蓝藻”等已被公认为是严重的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安危，甚至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是继续滥伐自然，还是与自然保持和谐已经成为人类处于成败安危十字路口的关键性抉择，而这正是45年前当代生态理论的开拓者之一莱切尔·卡逊的警告。而人与人的对立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战争危机也因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而使任何一场战争都足以导致人类的毁灭—人类所制造的核武器已经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剥削所形成的南北与贫富的严重对立，则使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饥饿与病痛之中。在此情况下，存在论将代替认识论，“共生”将代替“人类中心”成为当代最核心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
这里所说的“共生”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与前提。人类与动物的最基本差别就是动物与自然一体，无所谓“关系”;人则与自然区别开来，从而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则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各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从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与审美观。远古时期，人类刚刚从自然中分化而出，自然的力量远胜过人类，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对自然有一种莫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井学趁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名的崇敬与恐惧，其中蕴含着“万物有灵”的人生观;并借虚妄粗犷的艺术创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对诗意栖居的追求，构成了这个时期“象征型”的审美观。农业社会时期，尽管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自然的力量仍远胜于人，人类在宗教及其对来世的期待中寄托与自然和谐相处及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寄寓于来世的宗教人生观，在审美上则表现为一种以苦难与拯救相结合的超越之美。工业革命以降，科技发展、社会前进、生活改善、理性张扬，但同时也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生观，出现了对于科技与理性的过度迷信和以科技地栖居取代诗意地栖居、以物遮蔽人的某种扭曲了的审美观。
20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伊始，人们通过对工具理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负面作用的反思，开始提出“生态整体”的自然观与“共生共荣”的人生观，在审美观上则提出通过“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走向人的“诗意地栖居”的生态审美观。此时，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观念越来越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也开始逐步走到社会前沿。1972年，联合国通过环境宣言，试图使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我国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最近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
但人与自然、发展与环保以及当代与后世总有一种难解的矛盾相互纠缠着:一方面是对环境问题的大力倡导，另一方面则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生态的承受能力，环境与生态的灾难日益加剧，形势的严重性可能已经出乎了人们的估计，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直接面对与加以改变的时候了。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人们的文化态度，在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点，着名的罗马俱乐部发起人贝切伊早有预见与论述。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人们的人生观、文化态度与生活方式。在当代，我们应倡导一种以“共生”为其主要内涵的人生观、文化态度与生活方式和以“诗意地栖居”为其目标的生态审美观。这是一种以“此在与世界”之存在论在世结构为其哲学基础、以审美的对待自然为其主要内容、以人的当下与未来美好生存为其目的的崭新的美学观念，它完全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现实，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当代先进的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参与性”的审美观，不同于传统的以康德为代表的静观美学，它不仅以身的愉快作为心的偷快的基础，而且将审美观作为改造现实的指南，要求人们按照生态审美观的规律改造现实，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结合。这种将生态审美观作为新世纪基本人生观的努力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宏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应该将其包含在当代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与践行之中。因为只有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以及与此相应的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他人、社会与自身，当代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和谐发展之路。我们有信心通过这个宏大的学习工程，改变国人的自然观、生态观、审美观与生活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我国人民美好栖居的愿望。
第二，在当代美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在当代美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巨大的作用。首先，它刷新了传统的自然美概念，提出了崭新的生态美学学科。在生态美学能否构成独立的学科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我们觉得在新的转型时期应该看到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虽然它可能不够成熟，但大体已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雏形。一般来说，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与相对独立的学者群体这样三个方面的要素。这种标准当然是现代启蒙主义时期知识体系的产物，但在目前的教育与学科体制下还是有其现实价值的。
如果从这样的学科要求来看，生态美学则初步具备了上述三个要素。从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来说，它首先刷新了传统的自然美概念，不承认自然是与人相对立的，因而不存在独立的离开人的所谓“自然之美”，而只存在人与自然生态协调共生的自然生态存在之美。尽管自然生态是与人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但它与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相比还是构成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国际美学学会会长佩茨沃德最近说过，当前存在着自然环境的美学、艺术哲学的美学与日常生活的美学;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为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而不是自外于人的所谓“自然”。其最基本的美学范畴则为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诗意地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审美教育”、“生态文艺学”、“生态审美的两种形态”与“生态美育”等。这样的美学范畴应该说与传统美学的“美、美感、艺术”的三分法相比是有着明显突破与创新的;从研究方法来说，当代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而是采取了当代存在论以及生态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才能够真正统一;而生态美学研究的学者群体应该讲正在逐步形成壮大的过程之中。
总之，从完备的学科来说，生态美学作为新兴学科应该说还处在建设与发展之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态美学的建设发展对于整个美学学科意义重大，它突破了“美学即是艺术哲学”的传统认识论模式，而将自然生态作为极为重要的审美内容，突破了长期以来美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将“生态整体论”与“生态人文主义”带人美学研究之中。这些基本的理论观念都必将极大地影响艺术的与日常生活的审美，为这些领域带来重要的变革。
第三，在当代美学思想价值重建中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价值重建”的重大课题，说明社会的急剧转型要求哲学与美学与之相适应，进行必要的价值重建。生态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应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学的提出与发展在美学领域就具有价值重建的重要作用。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关系，在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中实现了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以及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重大转变，那么与之相关的美学领域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变。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美学研究对象上发生了由艺术到自然与生活的拓展;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由认识论到生态存在论的变化等等，而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对于传统的文艺与审美的界定，传统的认识论与“镜子说”都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主客二分”之上的美学与文艺学理论，而文学艺术高于生活的“典型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从生态美学的观念来说，自然生态与人是共生平等的，是一种共同相互建构的关系，各有其丰富性与不可取代性，不存在谁比谁高的问题。从理论家的评价来说，在当代生态美学的理论面前，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康德的“静观”等都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而对于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论，长期以来我们一般只将其看做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而基本上予以否定，但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却使我们看到“美即生活”论还包含着强调生态与生命的可贵因素。例如，他对“旺盛的健康与均衡的体格”这种“美的特征”的强调，就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再如，对于建立在灵肉分裂之上的只凭借视听感官的“静观美学”，生态美学以灵肉统一为基础，不排除身体其他感官在审美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力主“参与美学”，这也是一种新的突破。生态美学理论指导下的“共生”观念、“家园意识”与“场所意识”对于当代建筑美学、景观美学与旅游美学都能起到重要影响，并有可能刷新许多传统观念。当然，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还对西方长期以来基本否定东方美学的倾向予以扭转，特别是会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给予重新评价，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所谓的“东方美学的非逻辑性”结论，发现东方美学，特别是中国古代美学“生生之为易”的古典生态存在论生命美学的特殊价值。
第四，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特殊作用。
生态美学的提出与发展为当代文学批评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武器。生态美学力倡“生态存在论审美观”，遵循“绿色原则”与“家园意识”，在文学批评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根据这些原则，不仅重新发现了卢梭、梭罗、利奥波德等在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儒道释各家颇具价值的生态审美智慧，运用这些理论与智慧重新评价认识古代与现代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例如，我们已经对大家所熟知的西方名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白鲸》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与评价，而对于另外一些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学着作，对于其中所包含的与“人类中心主义”有关的“人文主义”内涵，我们在肯定其历史地位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例如大家都熟知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对于人之伟大的歌颂:“高贵的理性!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对于其当代价值都应给予重新评价;而对于我国古代《诗经》以来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之中的生态美学内涵也应重新发掘与发现。
第五，实践指导作用。生态美学作为当代生态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当代其他生态理论一样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品格，而且还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品格。生态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建构，而且应当成为我们实践的指导。首先，应该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生态的审美的态度去对待自然生态与现实生活，过一种热爱自然生态、节俭素朴的生活，使“爱生与护生”作为我们的生活准则;而且，要将这种生态美学原则与环境美学、城市美学与建筑美学结合，并贯彻到实际生活之中，真正对于人民获得“诗意地栖居”与“美好地生存”起到愈来愈大的作用。
二、必须将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牢牢地奠定在生存论存在论的哲学观之上目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美学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如何能够统一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美学能否成立的原则问题。在这里涉及哲学观的重大转型与调整。事实证明，生态美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人与自然以及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之所以能够统一就是因为现代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存论存在论哲学观。这首先是一种时代与学术的进步，是对传统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哲学史告诉我们，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的认识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是二分对立的，它可以导致工业革命时代出现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为人类能够主宰万物，也能够导致后来出现的生物中心主义，以为非人类的生物可以具有超过人类的价值。但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道路。这样，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出现了区别于认识论哲学观的存在论哲学观。
这种存在论哲学观是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力主人与万物共生，共同构成世界，但作为“此在”的人具有领会与阐释万物之意义与价值的功能。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者有所作为。这一点提示出了形式上的生存概念。此在生存着，另外此在又是我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说，“某个‘在世界之内的’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在这里，海氏以“在世界之内”概括了“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而且这个“在世界之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还意味着“此在”即人还具有领会所有存在者的“作为”，并且在“天命”中已经在世界之内将人与其照面的所有存在者“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人与地球万物紧密相连，须臾难离，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世界”。这其实就是生存论存在论的哲学观，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存在论哲学观，正是人与自然以及生态观与人文观统一的哲学基础。而且，生存论存在论哲学观是一种全新的美学理念，它否弃了美的实体性，将美放在一定的世界关系之中，作为真理逐步呈现的过程来看待，提出着名的美是“真理的自行置人”的命题。在这里，存在者之存在在“此在”的领会与阐释中，逐步由遮蔽走向澄明，真理得以自行显现，而美也得以呈现。这就是，存在的澄明、真理的敞开与美的显现的统一。实现了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生态美学的生存论存在论哲学基础也是我们的一种见解，当然并不排斥有另外的见解。
生态美学的开放性使其完全乐于接受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与辨析。例如，目前在生态哲学、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中有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不放弃认识论对于生态理论的指导，我们认为也不妨可以探索，看看能不能行得通，只要行得通不妨可以并存。美国当代着名生态文学家斯洛维克就明确地表示自己持认识论的理论立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重要的生态文学家，当然其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还是值得推敲，但这都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事情，可以见仁见智。
三、生态美学的今后发展生态拉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生态美学的今后发展主要是着力于建设，在建设中逐步走向完善，为此要做到这样五个方面的衔接:
第一，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相衔接。
生态美学是当代生态文明的产物，是当代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的继续发展还有赖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其提供现实的与理论的支撑。众所周知，生态美学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生态文明的产物，而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大概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真正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与环境宣言为其标志。理论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束，新的生态人文主义的开始;实践上是以自然为敌的结束，人与自然共生的开始;经济发展上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束，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双燕的开始。这其实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生态文明真正开始于2007年10月，国家意识形态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之后。
从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符合社会与经济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生态美学就是属于这种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与当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相衔接，才能从现实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得动力、获得资源、获得丰富的信息，并找到正确的方向;才能使生态美学建设不仅取得某种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且使之牢牢地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同时，避免许多不符合时代与中国实际的偏差，使之不会成为一种乌托邦而具有现实的阐释力与生命力。当然，生态美学的发展非常需要国际间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在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建设中并不具有先进地位，因此我们向别国学习的任务很重，但生态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它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土地之上、符合本国的实际，并主要从本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取营养。
第二，与当代生态理论的发展相衔接。
生态美学是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生态美学的发展必须与当代生态理论的发展相衔接。事实证明，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与生态理论的发展是同步的，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的突破导致生态美学的突破。
事实告诉我们，生态理论是非常前沿的且具敏感性的理论形态，涉及许多非常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的权利、自然的审美属性、生态观与人文观的关系、生态与科技的关系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研究的任何进展都会对生态美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此，我们要努力吸收国内外生态理论界在这方面的成果，当然，还必须紧密结合生态美学自身的情况，特别是审美所特具的经验性、感官性特点，在生态美学建设中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
第三，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智慧的发掘相衔接。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作为农业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文化智慧，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发掘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有充分的材料证明，西方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理论的发展都与借鉴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密切相关，但我国理论界却对此认识不够。目前的认识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发掘整理工作虽有些进展，但差距仍然很大。事实证明，我国古代美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美学的形态，不像西方那样是一种认识论的静态的实体的美学，而是一种人生的生态的生命的美学。因此，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中国古代生态的生命美学的重新认识与整理发掘，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生态美学理论，对世界美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与当代生态文艺的发展相衔接。
生态美学的实践性还表现在紧密地与文学艺术的实践密切相关。它的发展必然在总结生态文艺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对其进一步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目前，国际上生态文学发展逐渐呈现蓬勃的态势，生态批评也逐步成为显学。但我国无论是生态文艺或者生态批评，其发展都不甚理想，与国际差距明显，需要更好地发挥生态美学的指导作用，推进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的发展，促使两者之间呈现良性互动的态势。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态美学的发展才能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共学趁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第五，在中西交流对话中与坚持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之路相衔接。
当今时代在文化建设上已经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而走向交流对话、多元共存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文化建设应该在交流对话的基础上，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同时紧密结合国情，建设既有国际通约性同时又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形态。生态美学的建设同样也应该如此。如果说在生态美学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资源的缺乏，我们是更多地吸收了西方资源的话，那么在我国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各种生态理论的建设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国家层面已经提出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努力地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走中国特色之路。这种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符合中国实际。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还处于中期发展阶段，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需要。另外，我国是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展生态美学的指导思想，只能坚持发展与环保双底、生态与人文的统一。既不能走人类中心之路，也不能走生态中心之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生态文化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文明古国，因此，我们在现代生态美学建设中就要努力挖掘和吸收古代生态审美智慧，建设具有自己特点的生态美学话语。事实证明，虽说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理论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确实应该以吸收西方为主，但在古代，中国等东方国家却具有远比西方更为丰厚的生态智慧资源。
儒道释各家的生态智慧都显现着独特的光彩，它们将会成为人类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也成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宝贵财富，我们理应很好地加以总结改造，融人现代生态美学建设的话语体系之中，使得我们的生态美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贡献于世界。
四、关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生态美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应运而生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与目标之后，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但生态美学毕竟是借鉴西方资源的产物，作为以人的生存状况与经验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必然应该是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统一。其普适性在于各个民族与地区人的生存与经验的共通性，这是人类交流对话的基础;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的生存与经验须首先具有突出而鲜明的本土性与地方性，这是其他民族与地区的人所不可取代的。审美与文学艺术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经验，同样也应该是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结合。目前，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特别要强调的正是其本土性的强化—坚持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
当代生态美学产生于西方，以存在论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批评的形态出现。这些理论形态给予我们以丰富的资源与诸多的启发，但因其强烈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色彩而又具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德国哲人海德格尔从1927年开始即力倡当代存在论哲学一美学，以“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被称为“形而上的生态学家”;但其真正具有生态意义的生态审美观—“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则是后期提出的。我们在其1950年发表的《物》中读到了这种明显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态审美观。海氏给我们提供了“四方游戏”、“诗意地栖居”、“场所意识”与“家园意识”等丰富的生态美学资源，但我们认为，他对科学技术的彻底批判则是偏颇的，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海德格尔说科学技术是“集置”、“架构”，是对人的“促逼性暴力”、“对人的订造”等等。总之，他总体上对科学技术是否定的，试图以“诗意地栖居”代替“技术地栖居”，但在现实生活中，“诗意地栖居”是无法与“技术地栖居”相分离的，特别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生态审美与诗意的栖居都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助力。
从1966年开始，美国学者赫伯恩开始批判黑格尔着名的否定自然审美的“美学即艺术哲学”的理论，开始了西方现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历程。随即出现了加拿大的卡尔松、美国的伯林特、罗尔斯顿与芬兰的瑟帕玛等着名的环境美学家。他们批判西方古典美学否弃自然审美的传统观点，坚持审美的自然维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美学理论观点。例如，坚持人与自然一体的“自然之外无它物”的观点，否定康德静观美学的眼耳鼻舌身同时介人的“参与美学”，等等。但是他们总体上坚持“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倡导自然全美的“肯定美学”，具有明显的达尔文主义倾向;他们还提出了着名的“荒野哲学”，论述荒野的不可取代的独立价值以及保留荒野的意义等。这些理论观点的哲学理论意义固然重要，但在我国这样的环境生态资源紧缺的国家并不具可操作性，从而变成一种乌托邦;而其所说的“环境”又具有“环绕人”之意义，从而难免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从而也与我们的“生态文明”观念相悖。
生态批评是1978年由美国文学家鲁克尔特首次提出的，此后逐步成为“显学”，出现了鲁克尔特、布依尔与斯洛维克等着名的生态批评家。他们坚持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强调文学活动与生态伦理的结合，提出“绿色阅读”、“环境想象”、“生态诗学”等一系列新的文学与审美观念，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但西方现代生态批评在理论上却并不成熟，内部观点也并不一致。鲁克尔特坚持明显的“生态中』b主义”立场，而斯洛维克则是“人类中心主义”。
他们有时将自然科学，例如生态学、墒理论等硬嫁接到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生态批评之上，从而给批评者以攻击的口实;有时竟对已经被否定的模糊人与动物界限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加以肯定等等，说明其理论自身的薄弱与必要严谨性的缺乏。面对以上西方种种生态美学资源利弊共在的事实，我们的态度是既要以开马克思主义魏学研究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放的心态大胆借鉴，同时更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给予必要的鉴别与批判，在生态美学建设中走中国化之路。首先要正视生态美学建设中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正视我国作为资源紧缺型国家和正在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现实。我国人口众多，有13亿之众，占世界人口的22%，但我国的国土面积则只有全世界的9%;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3.92%，不到世界平均30%的一半;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然而，我国的荒漠化土地却相当于14个广东省。由此来看，我国的环境与资源的压力是多么的巨大。况且，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2000美元，距离真正走上文明富裕的经济强国还有相当的路程。现代化与工业化仍是我国必须要完成的伟业，科学技术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利器。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环境污染极为严重的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的发展之路。
因此，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在我国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能坚持作为生态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生态人文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走人与自然共生、发展与环境双赢之路。当然，我国还是一个拥有着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的国家。生态美学建设要走中国化之路，其要义就包括继承发扬这些宝贵的古代生态智慧:包括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的有关“生生为易”、“元亨贞吉”与“坤厚载物”的论述，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等等。这些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生存与思维的方式与智慧，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建设当代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与素材。
总之，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化之路就是以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倡导一种综合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人文主义”，以中西交流对话为平台，以中西会通为途径，建设亦中亦西的生态美学话语，建设一种包含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某种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生态美学体系。这是一条从全球视野出发，整合古今中西世界资源，立足于中国当代经验的文化建设发展之路。我们将其概括为“全球视野，世界资源，中国经验”。我们相信，拥有13亿人口和5000年历史的东方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一定能够做到13亿人经济生活富裕和审美地对待自然的双重实现，金山银山与青山绿水同时变成现实，发展与环保的双燕。这必将是一种特具价值的经验，是东方中国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这也是我们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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