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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朗德》与《培尔金特》的殊途同归易卜生是个个人主义者，甚至是个极端极致的个人主义者。他重视人的精神自由重于一切，反抗一切形式上对人的压迫和伤害。这一点始终是易卜生所有剧作的精神表述，也是其剧作具有伟大人性力量的根源。易卜生探寻自我的过程，始终张扬着个性自由的大旗。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沉浮、飘摇和沉淀之后，离开祖国，远离政治、世俗纷争的易卜生在罗马创作了《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在这两部作品中，易卜生首次将之前隐约体现在他作品人物身上的共性提炼出来，做了一次深刻的追寻与探讨。诚如易卜生所言: “布朗德就是最好时刻的我自己……”易卜生无意于创造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他的本意“只在于描写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物。”
这个剧本的思想内容“乃是易卜生关于现代生活的一般见解的表现”，即强有力的完整的个性怎样不得不在社会中显露“自我”，并和社会对抗。《布朗德》没有通常戏剧作品所谓的情节，更没有伏线。“这是一个很可以代表易卜生创作方法的思想剧———用形象来表现思想的思想剧。”因此，易卜生自己也着重指出，布朗德的牧师职业实质上对于了解这部诗剧并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因为布朗德可以是学者，可以是政治家，也可以是作家。
由此可见，《布朗德》乃是个人意识跟生活的需要和要求发生冲突的戏剧。布朗德口中理想主义的诉求“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依托于他心目中的“真正的上帝”———是爱，同时又是牺牲。他自认是上帝的代言人，想象自己是当代罪恶的讨伐者，这个身份带来的准则是残酷异常的，因此布朗德放弃在爱与牺牲之间寻求平衡，进而放弃了“爱”，于是只剩下残酷的牺牲，牺牲一切，他要求的道德是绝对的———“全有或全无”。不可因怯懦而妥协，必须以“全有或全无”为生活原则，布朗德的形象由于对这种意志的身体力行而显得冷酷无情。“人道”被拿来当作“退让一步”的借口，这是布朗德竭力反对的。母亲的死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直到他面临失去爱子的危险之际，他才察觉到他的意志已经将他引上悲剧之路———必须心甘情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无怨无悔。阿格奈斯的话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问问你自己，是否有作选择的余地?”布朗德唯一屈从的，就是他的自我。
而其自我最重要最核心的个人意志。意志之外的一切，包括“爱”，都被抛弃掉了。在这严酷考验后，布朗德最终失去了爱妻阿格奈斯———爱情、光明和指引者的象征，面对阿格奈斯的幻影，在渴求温暖之际，布朗德竟落下了热泪。他一生热切地渴望爱情和温柔，他毕生为之拼搏的这场斗争又正在向他索取这些东西。而他抗拒住了所有对他的攻击，证实了他的意志确实承受得住他为之献身并且奋斗终生的事业。他坚持并保全了一个完整的自我，在“冰教堂”前面向上帝呈上完成了的使命。由这部易卜生最初的名着可以看出，易卜生将坚持自我、推崇自我意志力，推演到了一种何等的极致。布朗德的英雄性与人性力量，正来自于其与外部世界孜孜不倦的斗争。斗争，是解决个人与外界冲突的直接方式，但这是唯一的方式吗?
实际上易卜生在《布朗德》剧末提出的质疑，他自己在《培尔金特》中已然给出了回答。布朗德的阿格奈斯和培尔金特的索尔维格都代表了“爱”。阿格奈斯理解布朗德的主张，用行动来支持帮助他并且随时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她是布朗德一生中痛苦的安慰者与苦难的解救者，作者也毫不掩饰地赋予阿格奈斯“爱”的含义。《培尔金特》更是明确将索尔维格化作“爱”的化身———她是培尔的拯救者———用信念、希望和爱情。在那个着名的剥洋葱的场景里，培尔将自己的一生像葱头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不停地追问: 我是谁? 我曾经是谁?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到最后，这个洋葱没有一个“芯子”，始终不存在一个真正的“自我”。培尔确实是穷其一生在探索那个“自我”，至少他以为自己是沿这条道路向上攀登的，而事实上他的人生一路自在地向下滑行，到最后，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一生从未保持自己的真面目。重创甚至摧毁了培尔金特“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的生活原则。布朗德面对自我阻碍时采取的态度是“全有或全无”的绝不妥协，而培尔金特则选择了另一种人生态度———绕行，甚至在那个象征着死神的旅行者走近他居住的小屋时，他仍想着绕行。
培尔金特带着这条准则去面对那些必须回答、必须选择的考验人本性的课题: 金钱、情欲、荣誉、生命……旅途中他总是重复着一句话: “走自己的路，保持我的真正面目。”事实上他在每一个精心塑造的形象破灭之后，就更努力地粉饰出一个更显赫的“自我”形象———直到他狼狈不堪地捡回一条性命，在垂暮之年回到家乡，遇上那个培尔年轻时在森林里遇见的砍掉自己手指以逃避兵役的小伙子的葬礼。牧师对死者的一生做出总结: “他保持了自己真正的面目。”这个死者正与培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培尔认为自己扔掉的只是“自我”的外衣，而真正的自我从未被损害。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他的自我障眼法: 人轻易就陷入自蔽和自欺的状态而不自知。当铸纽扣的人向培尔提出要求让他证明自己保持真实面目，培尔才陷入恐慌，因为这一生从未有人对他的“真面目”提出过质疑。残年余生的培尔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冒险，在这次探索过程中他终于看清: 这一生他是如何背弃了“自我”，枉活一世，一事无成。他既找不到自己这一生保持了真面目的证据，也无法根据自己一生所犯的罪开出清单。当他近乎绝望地在第三个十字路口遇见铸纽扣的人时，培尔突然听到了来自“家”声音———在索尔维格的信念、希望和爱情里，培尔始终过着他应该过的人生，扮演着上帝赐予他的角色。这次培尔金特没有绕道，有生以来第一次谦恭自卑地匍匐在索尔维格脚下: “向我这个罪人宣判吧! ”这个早先被作者不厌其烦地锤炼成一个堕落、逃避一切、面目可憎的利己主义者由于理想主义化身的索尔维格的包容，在将死之时获得了新生，抛弃了蛊惑他一辈子的幻象，见到了真正的日出。这其中化解了培尔一切罪行的力量，在布朗德身上却并没有如此宽容地出现过。
自我是什么? 《布朗德》和《培尔金特》，似乎恰是作者自己给出的一问一答。不管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认知自己，“保存自己的真面目”，总是人生最重要的基点。但就对自我的探求、解决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来说，通过超人意志认知自己只是做到了第一步，如果外部世界依然肮脏庸俗，个人主义者充其量也只能是独善其身; 而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个人主义者来说，还不能做一个遁世者，必须肩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带领群氓去改造不合理的客观世界。易卜生的中期剧作，正折射出这种思想。
二、社会道德剧在《培尔金特》之后的《青年同盟》中，易卜生“迈出了背离浪漫主义理想诗剧而投向‘现实的实际状态’的一大步。”之后十多年间，他陆续创作出一系列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这些剧作“特别尖锐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朽的问题，提出了伪善地打折已经僵死了的博爱、平等与自由的口号的资产阶级舆论开始瓦解的问题。”斯多克芒医生( 《人民公敌》) 带着布朗德式的意志与内在信念的力量高喊出“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最终摔门离开的娜拉( 《玩偶之家》) 成了一代女权主义的偶像，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最尖锐的117对传统的道德标准表示不满的剧作之一”。娜拉的出走对易卜生来说可以算是跨出了一大步，因为他从来不愿意为自己笔下所描绘的种种社会弊病开出药方。开场娜拉只是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剧终时她却已经成熟到抛弃了“玩偶之家”迈入人生，去寻找自我和自我价值的真谛了。娜拉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易卜生却悲观地看到了她离开后并不明朗的命运，现实生活中要实现“自我追求”并非如此轻易。
但娜拉的存在与其所作所为依旧是非常重要的: 易卜生笔下的人物认清了外界所给予自身的束缚、并主动与之决裂，对于海尔茂企图用“妻子”和“母亲”的义务感对其进行的感化，娜拉说道: “我还有另一个同样崇高的义务，这就是同现在的我作斗争。”坚持“保持自己的真面目”已不再是唯一的理想目标。由内在的自我寻找到挣脱外界束缚获得一个新的“自我”，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自由”。面对“自我与自由”二者，主人公先要获得“自由”，才能有“选择”，然后去选择“自我”。在此，作者已然看到了阻碍“自我”实现的东西。在《社会支柱》中易卜生便明确提出: “真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易卜生已经从早期对理想主义毫不吝啬的赞赏与推崇过渡到了更为现实、理性的思考中。事实上我们从来也不能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和其他作品用“现实主义”和”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等标签分离开来。对易卜生来说，“国家、宗教、婚姻、道德、政治、社会的一切，都不外是虚伪和谎言的产物，都是他加以猛烈抨击的目标。”
但作者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仅未获得人们的感谢，反而招来了大肆诽谤和激烈指责。通过浴场医生斯多克芒( 《人民公敌》) 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遭遇。如果说他曾在《布朗德》里表达了自己的理想，那么，现在却以莫里哀式的心情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并满怀悲哀地讽刺了自己心灵深处的痛苦。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的没有限度的、无所不管的、猥琐的专横，教人们习惯于伪善，说谎，昧着自己的良心; ……易卜生举起反对这种专横的旗帜，提出无论怎样都要真诚的要求，并提出这个戒律: 要独行其是。斯多克芒医生的精彩演讲与布朗德充满激情的布道是相同的: 他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精神贵族”——— “这些没有任何职责的人只有一种职责，就是牺牲自己。胡适曾引用易卜生的书信原文: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乔治·勃朗兑斯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尺牍》) 。”对个人主义者来说，通过理性的意志力不断自省达到认知自己的目的之后，马上面临自我在社会中如何实现的问题。人性除了其生物学上的意义之外，还具有社会历史学的意义。人的自我认知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形成作品来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因此清醒的个人主义者必须解决个体和外部世界的冲突与矛盾。
三、诗意戏剧当易卜生步入晚年———确切地说，是在创作《罗斯莫庄》与《海上夫人》之间，易卜生的作品开始让同时代的研究者越来越看不懂了，他们惊呼“易卜生变得完全无法理解……其思想和语言如同天书一般”。易卜生自《海上夫人》起，将他在《罗斯莫庄》中表现出的神秘象征成分完全放大为主要创作思维，创作出《大建筑师》、《小艾尔夫》、《博克曼》、《当我们死而复醒时》等一系列带有浓厚象征色彩的名剧，在戏剧领域开辟了象征主义创作先河。
具体来说，易卜生以理性主义自我为指导思想的创作，终结于《罗斯莫庄》。这出名剧里，吕贝克原本是藐视一切清规戒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易卜生式”人物，她为了自己对罗斯莫牧师狂热而不可遏制的爱，处心积虑地策划了其妻子的自杀事件，可当罗斯莫终于开口向吕贝克求婚时( 第二幕) ，吕贝克却拒绝了他。这个令人费解的举动逐渐由吕贝克道出了真相: 罗斯莫的单纯善良感染了她，让负疚的她自惭形秽，觉得配不上罗斯莫，因此拒绝了他的爱。本剧写到这里，仍是典型的易卜生式心理分析剧，吕贝克在情节中实现了由不道德到道德的成长，观众在观剧后将得到教益，思索自己的人生得失。
但舞台并未落幕，罗斯莫并未放弃自己对吕贝克的爱情，甚至能原谅她对自己妻子的谋杀行为，可当他再次伸出爱情之手时，却得到了吕贝克这样的回答:“亲爱的，别再提这件事，这事绝对做不到。……我还有另外一段历史。”罗斯莫拒绝听这一段历史，但细心的观众在潜心思索大师的潜台词后，终将得出那个冰冷的结论: 收养吕贝克的维斯特大夫竟是吕贝克的亲生父亲，而在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吕贝克曾做过维斯特大夫的情妇。她早已犯下了乱伦之罪，不可能跟任何人结合，等待她的是不可逆转的悲剧结局。这才是这出复杂心理剧中人物的真实心理和战栗灵魂。当具备最强悍意志的人遭遇神秘莫测的天意与命运时，竟也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人力、理性，真的能人定胜天吗? 这正是易卜生世界观、人生观悄然改变后的结果。理性认知达到一定极致，就能认识到某些事人力无法改变。易卜生改变其中青年时期理想主义式的思维，实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到某些事、某些道理凭借人力与理性无法完成，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对自我的态度也是同样道理。
这是一个创作者生死存亡的关口，一旦寻找到全新的表述内容，就需要找到新的表现形式来加以演绎。而易卜生的解答方式，是象征。所谓象征，即是以单一形象( 意象) ，承载尽可能多、尽可能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是同质事物去芜存菁后最本质的直观结合体。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既是审美上的象征，更是存在上的象征，他选取这样的创作思维，是力图更为真实地表述世界。
他的象征主义创作由于富有深广的内涵与诗意，很难用理性认知去完全涵盖，因此只能更多地诉诸读者与观众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让读者与观众朦胧地感受到创作者的内心，感受到创作者丰富而难以言传的情感与思绪。这就是易卜生穷其一生追寻的对自我、对客体世界的全新表达。“个人精神的反叛”至此竟不免都落个毁灭的结果，似乎在各种先决条件的束缚之下，“保持自我的真面目”也只是建筑师空想出来的高塔。他和索尔尼斯一样渴望再度登上一个巅峰———对他来说即是艺术、思想、道德上的巅峰，但易卜生无法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除了恪守这一在《布朗德》中就提出的最初的准则，他确实也无能为力。对于易卜生的危机，普列汉诺夫给出了一个原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的崇拜，唯一的原因是他的道德没有找到走向政治的出路。
结语正如普列汉诺夫已经指出的那样: “易卜生的状况的最深刻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个在性格上再完整不过的、最为重视彻底性的人，竟注定要永远受各种矛盾的折磨。”易卜生宣告“个人精神的反叛”，但是他拿孤立的个人作为这一反叛的体现者，结果就得出极端悲观的个人不可避免要毁灭的结论。易卜生企图从丑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挣脱，但由于自身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陷入了另一个泥淖———个人主义的沼泽地中。易卜生一生追求的“自我”成了桎梏他最深的枷锁，这种悲剧性的反噬作用使得他在晚年宣判了自己的“不自由”。
撇开思想上的局限性，易卜生的剧作在艺术上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人甚至将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从对“绝对理想”的诉求，到自主选择与实现自由的因果讨论，直到最后向世人要求一颗清白的良心，并且对自己一生所实践的为争取自由和真理而做的斗争进行反思剖析，易卜生像个精力充沛的探险家，努力保全自己视为最崇高理想的“真实的自我”，将他创造的主人公们糅合在一起，或许可以看做是作家本人的化身，无数的声音重叠在一起，以代言人的身份朗诵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诗歌———易卜生在一生中始终保持了自己诗人的心怀，正是这样的浪漫气质造就了这位多愁善感、热情洋溢的戏剧大师，更多的人也将追随易卜生的步伐，去寻求内心中真实自我的实现的有效途径，向大师遗留下的这个巨大的问号致敬。
【参考文献】
［1］ 海默尔． 易卜生: 艺术家之路［M］． 石琴娥，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2］ 杰尔查文． 易卜生论［M］． 李相崇，王以铸，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3］ 高中甫． 易卜生评论集［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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