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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探讨对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开展价值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研究源于对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价值迷失现象的警醒和反思。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各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行为和现象时有发生，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伤害。推进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分析和思考，追问此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刻不容缓，并有助于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寻求必要的有效应对。

　　一、当前道德失范的特征和表现道德失范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并且出现的频度也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直接相关。在一个经历着秩序重组的转型社会中，道德失范的发生往往较为频繁和严重，而在当前我国社会就带有这种特殊阶段的烙印。

　　（ 一） “多元人”对“道德人”的游离

　　道德作为调整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之而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受计划经济模式的主导，思想文化上建构的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传统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系统作为主流观念被普遍接受。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具有极强的凝聚动员力，保障着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同时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成为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市场主体呈多元化发展，引发了一元价值观念的淡化断裂和多元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的生成，导致了道德观念的重大变化，一些传统道德观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西方道德观念蜂拥而至，出现了多种道德观相互交错的局面，也强烈冲击着传统一元体系。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相对改革开放之前而言开始萌生诸多离心因素，进一步弱化了作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两种力量综合的一元化道德的社会感召力。多元取向的道德观都可以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找到踪迹，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个人主体性从尘封的牢笼中挣脱出来，个性与社会性之间形成了新的张力，反映在道德领域就是道德评价标准的多样化。

　　（ 二） “陌生人”对“道德人”的疏远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 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它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27,称之为“差序格局”.这种描述形象地表现了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们依照人情关系的远近来确定伦理规则和道德秩序的方法。“熟人社会”有特定范围的“亲密圈”,有效的特殊信任与所需承担的特殊义务相关，且这种信任是无法推广到陌生人身上的。由此滋生出来的排外情绪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内容之一。

　　然而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所造就的现代性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不断介入、流动性日趋加剧的世界。陌生人构成了现实的生活环境，而如果在心理和行为上防范排斥陌生人，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发展设置障碍，不仅“导致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而且也将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2].

　　既然每个人都不能完全从陌生人社会中抽离出来，重建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就亟待推进。但现阶段建构陌生人伦理存在许多现实障碍。从心理层面看，人们对陌生人的怀疑和抵触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首先是传统教育长期积淀的结果。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也认为，从心理上看，人们对陌生人存有天然敌意。对于目的各异的陌生人的涌入，人们很难凭以往的经验辨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互助必然转化为消极的防范，出于自我保护本能而采取的抵触、抗拒行为制约着建构起新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 三） “利益人”对“道德人”的侵蚀

　　利益和道德是否可以兼得，或者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共存？ 借由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进行简单的分析：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也即每个人获得自身利益、自由发展是与他人和全体人得利、发展不相矛盾的，但不矛盾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社会物资财富的极大丰富； 二是每个人理性的充分发展。这两个条件在当前社会尚未出现，因此利益和道德之间仍存在着矛盾。反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二律背反”也是普遍存在的。要经济还是要道德？ 李嘉图倾向于前者，“为生产而生产”,西斯蒙第倾向于后者，认为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

　　我国社会实际上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相似阶段，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及对物质财富的重视引发了道德领域的危机。首先，以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为驱动力来激励个人的积极活动，市场诱使部分人为攫取当下的暴利而采取反伦理、反社会的活动。其次，市场经济使人依赖于无人格的市场和市场价值，很容易使一些人将市场价值视为唯一真实的价值。但市场价值“用更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其本质上就是经济利益”[4],一旦它成为个人行动的主要参考标准，就排挤了人的真实价值以及其他重要道德价值，促使人们倾向和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衡量得失。再次，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肯定和凸现了在市场经济中对个人和个性的强调，也即增进个体利益的原则。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直接被反射到道德生活领域，从自身利益出发衡量道德行为的价值含量。而一旦道德与利益出现冲突，“先富”的理念往往占据了主导。

　　二、道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理性精神启蒙与发展的错位

　　道德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遭遇了生存和发展的新问题，这是以市场经济大环境为主导的对传统道德所依托的有效领域的侵蚀。道德失范的困境不在于道德的缺失，而在于传统道德范式的转型。而如何在正确把握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实现道德传统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现代精神的引导和推动，这种现代精神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所遵从的理性精神。

　　当前道德失范现象层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理性精神不健全，或者说是错位---借用韦伯对理性的分析，是工具理性的越位、价值理性的缺位构成了道德失范的深层次原因。理性的这种错位其实也正是我国现代化从开启到后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结果。

　　（ 一） 理性精神的启蒙缺陷和遇挫

　　首先需要追溯到中国社会的近代启蒙，20 世纪初在内忧外患中蓬勃兴起的启蒙运动开启了社会近代化的大门。但这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理性启蒙运动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没有真正实现国人的启蒙理性，它所追求的客观目的直接影响着启蒙所能达到的对国人现代性启蒙和理性培育的程度。

　　尽管陈独秀等人已经透彻地看到这场运动中，“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5],对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孔夫子的封建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不迷信任何权威，“思惟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认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但这种启蒙着眼于强烈而特定的政治目的，呼吁现代新型政治制度以实现国家独立和解放，过分强调了实用性和实效性，理性启蒙偏向于政治化、粗糙化和激情化，重视启蒙的结果而非启蒙的过程，因此并未实现理性的良性发源。

　　理性不健全的萌芽在随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显露出缺陷和隐患。尤其在政治性运动或政治需求的表达过程中，一度出现激情压制理性。这种情况在文革十年中被强化和放大并进而持续影响着八九十年代的理性失语和道德“滑坡”现象，可以说这与启蒙中“将理性启蒙与政治欲求直接相关，以及和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政治痕迹有关”[6]417.尤其是文革对理性精神的践踏直接瓦解着作为道德的重要基础的人道主义精神，道德观念、道德行为、道德习惯等深深烙上了“政治的痕迹”,阻碍着理性的觉醒和健全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理性的启蒙重新走上正轨并逐渐淡去政治色彩，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以改革开放为标识的社会转型开启并正在构建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的价值标准体系。这种社会变革开始重构与理性的关系，却也遭遇了困境： 一方面，开启了现代化的新时期，为理性的健全发展开辟了新的土壤； 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最初启蒙的缺陷以及后期发展的重重阻碍，理性无法为新时期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和规范。

　　（ 二） 理性精神的发展偏向和失衡

　　不健全的理性启蒙为理性精神的发展预埋了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理性发展的偏向表现得尤其严重，主要体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经济利益对道德伦理的主导。此外，不成熟、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也给道德失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空间。

　　首先，市场经济就其本性而言，是种以“利”为导向的经济形态，理性的工具性就被凸显出来，演变成主导人们去谋求现实利益和实际效果的手段。一方面，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谋求现实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是将工具理性的思路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人的道德领域，用有效性、有用性的思维方式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单纯对实效进行强调的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个人往往缺乏反思和批判。

　　其次，随着个人从集体主义中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道德说教失去了有效场所。因此，虽然我国一直重视在道德教育和道德知识的普及和教化，甚至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关照和价值引导，但这种努力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个人形成内化的约束却值得质疑： 一则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这种道德教育不再具有强制性的色彩，二则，个体性的觉醒也常常表达出对这种进行普及的道德规范进行怀疑和否定。

　　再次，道德规范难以内化为个人内心的理性原则，这是社会的特殊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个人不再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构成因子，而变成具有个人意愿和欲求的独立体，个体性和自由化不断被强化。同时，非强制性的道德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量在个人意志的不断膨胀中也日渐式微。理性的缺陷影响了个人意志和行为的非道德取向，直接反映为对道德规范的忽视。

　　三、道德失范的对策初探： 理性的健全

　　康德从普遍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启蒙运动理解为人的独立精神的觉醒，黑格尔则希望获得一种客观性解释，认为理性精神的觉醒奠定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关注的也是理性精神，并认为启蒙思想家正是通过理性构建起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世界[7].理性的启蒙开启了现代性的大门，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及现代形态的社会所具备的精神基础，美国社会学家巴伯直接指出，“现代社会，理性的培育和理性规则的确立比习俗和礼仪更重要”[8]74.马克思转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现代化进行考察，从物质生产、人际关系、人的自身发展三个维度寻求现代化进步的标尺。虽然基于对康德、黑格尔思想的扬弃，马克思并未频繁使用“理性”这一概念，但他是在默认人作为现实个体所具有的认识和改造世界基本能力的前提下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这种被默认的能力承袭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对人的理性精神的理解和肯定。

　　因此，理性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内在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质，而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三个维度的考察与启蒙运动起来的理性精神的高扬对于我们反思道德失范以及探索应对举措也是不无裨益的。

　　（ 一） 国家： 制度供给与理性规范

　　马克思曾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 “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9],只有在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人性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只有在一个德行有用的制度体制中，社会成员才能普遍成为有教养的、守规则的自觉建设者与维护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首先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理性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个人行为进行正向的引导：

　　一是强化社会道德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制度所内涵的对客观利益的合理规范和分配，通过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引导，驱动理性的行为选择。正是对制度道德善的价值认肯，使得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种人格上的统一完整性。而一个制度要能够实现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整合，其本身“首先应当具有道德合法性与道德权威”[10]303,因而制度的供给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的合法和公正。通过公正的制度供给，在向个人提供最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的同时，要求个人在经验生活中学习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生长出 神 圣 品 质，这 种 品 质 正 是 世 俗 道 德 的 结晶”[11]283.并且个人能够在对这种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之后，认为它具有价值合理性和相应的道德权威，从而保证了它在现实中整合社会的现实效能。

　　二是通过制度对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有效的制度供给可以实现对公众道德意识的强化和趋同。对价值取向的认可构成了遵循和践行道德规范的基础。在实现了用制度引导价值的趋同认知之后，制度的安排还应该对这种认同进行巩固和强化。

　　用外在的隐形的强制力量将道德认同内化和渗透到个人的意志和行为表达之中，就需要建立和健全一系列的监督体系。监督体系的作用就是注视大众的行为选择动向，及时反映和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当然在监督的形式上，这里强调的是制度上的监督，能够为更广泛的舆论监督提供必要的参照和引导。通过理性设计的制度供给和监督，将理性的规则作为有形的规范呈现出来，并在这种无形的强制中将理性规范的原则内化为社会个体的道德原则。

　　（ 二） 社会： 舆论整合与理性引导

　　亚里士多德曾将理性的职责规定为求真求善，并揭示了理性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正当的社会应当是真和善的统一： 善体现的是价值理性，是公民间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的表达和尊重； 真是工具理性层面，表现为社会公正。马克思在吸收了亚氏思想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实践有两种尺度，一是对象的尺度，一是人自身的尺度。对象的尺度是求真，是工具理性，人自身的尺度是求善，是价值理性。对自然对象的本身把握，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的自由目的。因此理想社会是真与善的结合，善以真为基础，是真的价值追求和目标。

　　所以对于社会这个主体而言，它所遵循的“工具理性取向，为人的自由实现规定了可能的边际，价值理性取向则规定了人如何利用工具理性，规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10]348.在前工业时代，由于生存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其基本需要的需要，是工具理性的取向。但现代社会关注的应是对自身理想、价值目标的反思，是在此基础上选择与设计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可持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使人的自由意志充分发展”[10]349.因而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结构合理的有序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了规范整合的社会。

　　制度供给所实现的规范整合还是从程序等外部条件对个体行为的一种外部制约，是通过社会结构、制度体制将社会协调为统一整体，那么社会整合则从个人真实的生活入手，深入到个人伦理生活的真实情境之中，是通过具有伦理性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人们的良心，将社会统一为整体。相比制度层面的监督措施，社会领域所要提供的对个体行为的约束主要以舆论引导的方式实现。

　　一是可以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倡导新风尚，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 二是对具有正向价值引导的行为进行鼓励和嘉奖，培养良好的道德氛围。实质上是通过善恶评价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因为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微观上是由无数个人的行为所构成的，当这无数的个体行为整合为大众行为的基本模式之后，道德和价值的取向也就被定型和强化了。

　　社会作为道德的主要形成领域，必须首先具备完善的理性，对个体行为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和定位： 首先是对作为“善”的价值理性的反思，一种价值合理性的反思； 然后是对工具理性的“真”的合理确定，在明确合理的价值目的、社会理想、生活原则的基础上将其具体化为个人行为。这种在社会层面的理性反思和重建是确立道德秩序的必要条件。

　　（ 三） 个人： 自我反思与理性累进

　　制度和社会层面的理性重建对个体的理性建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个体的理性重建既是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外部生活世界变化的冲击之下，个体既有的某些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虽然缓慢但却真实地被解构。这种解构并非是全然消极和被动的，而是在解构的同时意味着建构的开始。个体的道德观的重建就在于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而达到的一种理性的累进，即向健全的理性的趋近。

　　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并不仅仅指人有认知、推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指人的反思性能力。一方面，是个人以理智的态度对自身行为进行透彻的反思和剖析。“人是唯一能够通过反思而自觉推进自己历史的存在物”[12]54.在内省中，理性将自利与他利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衡量，随着不断反省，就能够达到对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新的审视。另外，这种自我反思还能将道德不断内化和强调，在持续的实践中对道德规范进行不断认知，将强制性的道德他律演变为自律，由此其行为也就成了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的显现。另一方面，在反思基础上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谴责和否定，产生自我羞耻感。

　　耻感产生于一个人的自我批判，“至少表明一个人具有一定的自我批判能力，拥有一定的善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标准，至少揭示一个人具有起码的良知与道德感，至少象征着一个人走向纯粹、完满的可能性”[11]294.这种正在觉醒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精神能够对自身行为进行理性的判断，发扬其积极面，防止其消极面，使个体在理性指导之下建立起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共在关系。通过耻感这种在反思基础上所萌发出的自我批判促进理性的自我完善，从而能够更好地引导个体行为对于道德的遵守。

　　这里所谈到的人的理性的发展与完善的进程其实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以来关系，再到自由个性的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实现是要求人们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打破己、他之绝对界限，融己、他为一体，为己的就是为他人、社会的，为他人、社会的，就是为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人的一切行为最终都是关注于本己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但又并非与他人、社会处于绝对两级对立状态，而是处于一种共生共在的统一中。因此，人的理性累进是促成个体行为的自利与道德之间不断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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