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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婴关系是精神分析学与女性主义交叉的一个关键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说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也可以展示当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人性的最原初形式，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
［关键词］母婴关系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一、研究母婴关系的意义在当代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理论中，母婴关系是女性和女性主义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一关系无论是对于个体人格、身份和道德意识的形成，以及儿童的心理发展，还是对于性别身份和主体建构，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研究母婴关系问题主要有五方面意义: 其一，有助于说明个体身份的形成。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苏珊·赫克曼( Susan Hekman) 强调，人们的身份可以分为两种: 私人身份和公共身份，前者是在儿童期形成，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后者反映出一个人的群体身份，这些群体或者是他自愿认同的，或者是被其他人安置其中的。而母婴关系对于人们私人身份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儿童的私人身份实际是他早期对母亲关系体验的反映，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儿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持续性的核心自我，但赫克曼并没有明确地探讨这种私人身份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一些私人身份能够妨碍政治和社会行为，而另一些则可以促进和鼓励这些行为的问题。其二，有助于解释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关系。精神分 析学家安娜 · 弗 洛 伊 德 ( AnnaFrued) 通过自己对于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得出结论说:
儿童与母亲最初建立的关系将为日后的所有关系提供模式。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 MelanieKlein) 也认为，儿童在婴儿期获得的情感体验将影响他们的一生，即便在长大成人后，人们在生活中仍继续表达着与其母亲的内在关系。母亲从两种不同的途径为孩子建立起自我: 为他的心理整合提供所需要的体验，使得一种根本无法统一的自我成为可能; 为婴儿提供可供内射的完整对象关系，并构成婴儿人格核心的样板式人物。
此外，母婴关系也对成年人的性别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儿童成年后对于女性的负面态度，女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在被尊崇与被贬抑，被崇拜和被憎恨之间轮替和徘徊的地位也来自于母婴关系，例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多萝西·狄纳斯坦( Dorothy Dinnerstein)看到，人们在婴儿期的中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母亲，在婴儿有能力分辨自己的五官，区分出内外、以及自我与他人之前，母亲是被爱的，也是被恨的，因为她既满足婴儿的需求，又拒绝他的需求，即宠爱他又忽略他。这种与母亲/女性的早期紧张关系对婴儿的未来影响深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心灵中的某个隐蔽的角落里，往往还保持着童年不合逻辑的印象，把女性视为“它”而不是“她”，而“它”就像自然和肉欲一样危险和难以驾驭。由于母亲在我们幼儿期具有强大的支配力，所以无论男女都对女性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怨恨，而文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恐惧和憎恨。
其三，有助于说明女性的欲望与建构女性的主体地位。美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杰西卡·本杰明( Jessica Benjamin) 认为，“现代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告诉我们: 从深层意义上讲，不是我们操纵语言，而是我们被语言操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女性’是男性话语的结果。西方文化历来不把女人看作语言主体，女人不是被界定为无道德就是被认为是无欲望的客体。”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女性欲望一直是一个谜团。弗洛伊德曾发出一种慨叹: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被解答，纵然我研究女性的灵魂达三十年之久，我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女性想要什么?”于是，弗洛伊德便采取两种简单和错误的方式———把女性“自然化”和“神秘化”来回答女性问题。就前者而言，在解释女性心理学时，他坚持一种“解剖即命运”的生物决定论，认为女性不能像男性那样解决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她们没有“阉割恐惧”和“阉割焦虑”，所以无法发展起强大的“超我”，她们的心理发展明显落后于男性，易于表现出情绪化的倾向，缺乏正义感，不愿意接受生活的要求。
就后者来说，由于弗洛伊德无法把自己从研究男性那里得出的数据准确地应用到女性身上，因而便把女性的心理比喻成一块“黑暗的大陆”，尽管他相信女性也有某种本质，但他却感到这种本质让所有的逻辑构思都无法运作。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试图解构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父亲的神话，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先于任何话语方式的性别欲望和主体，主体的诞生是从婴儿时期模仿双亲开始的。由于在西方文化中，母亲或是以圣母的方式，或是以被动的、男性欲望客体的方式被界定的，所以女孩也会模仿母亲复制父权制的话语和文化结构，因而必须从母婴关系，尤其是母女关系入手破除父权制话语结构，说明女性的欲望，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其四，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道德认识论的发展。在对两性道德心理发展的研究中，卡罗尔·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也试图通过强调“关系”来发展女性主义道德认识论，说明女性的认知方式和分析推理如何与其养育子女的实践相联系，并认为由于养育方式的差异，女孩的自我边界似乎更具有渗透性，更关心如何维持关系，这可能为与性别差异相联系的不同推理方式提供说明。
而美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南希·乔多罗( Nancy Chodorow ) 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当精神分析理论出现认识论差异时，主要应当考虑母亲、母婴关系、性别与异性恋问题。其五、有助于说明社会、宗教和文化的起源。在法国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看来，母婴关系不仅是最原初的人性形式，也是任何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成的关键。在母婴关系中形成的“爱”的体验是母婴融合的共同体验，所谓“爱”指的是意义的生成性，爱产生出与被从自己分离出来的对象命题相关的意识，并产生出表达主体、语言、符号象征意义的体系，所以也产生了文化和历史。
婴儿在对母亲的依恋中奠定个体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基础，尽管婴儿对于母婴关系的印象是极其模糊和混乱的，但却是个体和人类道德的原型，而母亲对于婴儿的爱则体现出爱的无条件给予，这成为人类一切爱的根基。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母婴关系说明社会、宗教与文化的起源，以及在这一起源中母亲/女性如何被厌弃( abjection) 和“谋杀”。既然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不仅对说明个体身份、主体地位、道德及心理发展，以及性别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解释人类社会、宗教和文化的起源，那么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如何阐释这一关系便成为另一个必须首先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中，本文仅尝试性地从对象关系理论，符号学理论入手探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于母婴关系的解说。
二、母婴关系: 对象关系理论的解说在精神分析领域，对象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对象”是弗洛伊德创造的术语，意指构成另一个人感情或内驱力的对象或目标的有特别意义的人或事物。而对象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探讨母亲与婴儿的早期关系，说明这一关系如何塑造儿童的内部心理世界和日后的成人关系，它也可以提示过去的心理遗迹，并塑造出当下与他人互动的关系模式。
对象关系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的主要内容在于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与生物学相关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对弗洛伊德“解剖即命运”的生物本质论提出质疑，更为积极地建构心理发展模式，突出母亲，而不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意识到人性依据社会关系来变化的事实。同时，这一理论也可以帮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发现女性被压抑的体验，分析人们通常压抑了什么样的体验，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压抑，回答什么样的扭曲被纳入到女性的思维结构之中，以及权力关系如何进入个体人格等问题。在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家中，有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克莱因、乔多罗和珍妮·弗拉克斯( JaneFlax) ，她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母婴关系，强调母亲的核心地位，并用这种关系解释人类性别差异意识的起源，说明人格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关系，解释女性的认识方式和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等问题。
首先，克莱因第一个修改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内驱力模式，将人际环境作为影响人格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启发人们从人际互动，而不是从生物本能角度看待母婴关系，为精神分析从“驱力结构模式”转化为“关系结构模式”奠定基础。然而，她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革命并不彻底，例如她仍旧为本能内驱力保留了位置，从内驱力角度将婴儿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成一种通过幻想转化和呈现的关系，这也是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把她视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先驱者，而另一些人则对其理论中的弗洛伊德成分进行激烈批评的原因。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里奇蒙( SarahＲichmond) 曾对克莱因理论的“弗洛伊德倾向”提出颇有见地的解释，认为尽管克莱因从弗洛伊德理论出发，但她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其他男性中心的倾向，真正地反映出她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的看法，例如她把母婴关系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削弱了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占居首要地位的“阳具妒忌”成分; 她的“对象关系”理论强调一种或多种被内在化了的人际关系，认为是这种关系逐步地构成自我的核心，为个体身份形成的“关系论”解说提供一种实证说明，此外，她关于道德意识基础的假设也促进了道德起源于熟悉关系的解释，同时，她关于在婴儿发展中母亲角色的说明也肯定了母亲劳动的价值。因而，即便克莱因同弗洛伊德一道相信“解剖学上的性别差异”具有“心 理 上 的 影 响”，她 的“解 剖 学”也 是 女 性的。
不仅如此，克莱因还强调了母婴关系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意义。克莱因认为，在婴儿早期的发展中，母亲不仅影响婴儿的心理整合程度，也影响他们道德感的发展。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婴儿要经历了从偏执狂———精神分裂状况，再到抑郁症状况的转变，母婴关系也随着这一转变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婴儿对于母亲幻想( phantasm) 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婴儿内化的正是母亲的照顾，如果发展是正常的，母亲便帮助孩子形成自己的人格，成为其人格核心的榜样人物，即便孩子在长大成人后，在生活中仍会继续表达着与母亲的内在关系。克莱因还基于母婴关系，从人的妒嫉、进攻性和挫折等情感体验，从对于暴力和恐怖的幻想，以及内疚和焦虑，害怕伤害自己所爱的对象等情绪反应说明人的道德感的来源及其心理基础，并把这一过程与婴儿道德自我及其性别身份的发展联系起来。
同克莱因相比，乔多罗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她集中探讨了母婴关系中的性别身份问题，她从内在能动性角度说明母亲身份如何被不断地复制，母亲如何塑造出新一代的具有母亲心理倾向的女性，以及不具有这种心理倾向的男性，说明这种性别身份如何产生于母婴关系之中。同克莱因一样，乔多罗也始于弗洛伊德对于男女儿童性心理发展的说明，关注不同性别婴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关系中形成的不同“对象关系”体验，认为在这一阶段，所有婴儿都象征性地依赖自己的母亲，把她看成是万能的。然而，母婴关系也是矛盾的，因为她有时给予得过多，她的出现是压倒一切的，而有时也给予得太少，她的缺席是令人失望的。对于男孩来说，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强烈亲密关系以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而告终，通过这一过程，他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爱恋对象，以便逃脱被父亲阉割的命运。他朦胧意识到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的父亲的等同获得的。通过把自己的欲望交付给“超我”( 集体社会意识) ，男孩最终与文化充分地融合起来。同父亲一样，他也排斥了自然和女性。而女孩的情况却不同，由于她没有会丢失的阳具，便很少与自己第一个爱恋对象完全脱离，因此，她继续保持着自己在前俄狄浦斯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不能与父亲所代表的文化进行充分的融合，而始终存在于文化的边缘地带。乔多罗认为，母亲与女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关系以更持久的共生为特点，在女性的发展中，这种关系从未中断过。但是，不同性别的儿童在后来的发展都会由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系”的影响在自我和道德发展方面遇到困难，对于男性来说，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亲密关系中，而对于女性来说，问题则更多出现在个体性和关系解体方面。对此，乔多罗给出一个在女性主义阵营中颇受争议的出路: 即治疗男性过分个体化，而女性过分联系化的方法是在婴儿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前俄狄浦斯阶段要由父母共同照料子女，以便消除儿童性别身份中的不平等成分，打破男女儿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平衡的共生关系，形成日后理想的性别平等关系，这种看法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弗拉克斯侧重于研究婴儿在母婴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否定和压抑，认为这一问题在心理学和道德发展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压抑才构成人们日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婴儿早期体验到的压抑与社会对于母亲/女性的压迫紧密联系。在她看来，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意义，如果哲学家承认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时期的危机体验，这些体验就会成为他们哲学的组成部分，纠正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世界观，恢复崇尚共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然而，西方男性哲学家一直不敢面对下列问题: ( 1) 自己最初与母亲共生的现象; ( 2) 由于与母亲分离，以便更像父亲带来的创伤; ( 3) 重新体验与母亲共生关系的欲望。弗拉克斯指出，调整这种事态的方法是借助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思考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哲学家必须停止否定和压抑自己的早期体验，必须产生人类应当互相依靠和互惠的观念，在不使差异“转化”为尊卑贵贱的情况下，以差异来取代二元对立思维。
总起来看，女性主义对象关系理论有五个要点:
其一，人类婴儿的心理出生并不随着身体的出生同时发生。心理出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身体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大体上在出生后三年中完成，这一观点对于弗洛伊德“解剖即命运”提出挑战。其二，心理出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并通过社会关系发生，而母婴关系在婴儿早期的心理发展中至关重要，这一关系也是其他社会关系，包括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反映。由于母亲把个人体验和社会关系体验都融入与婴儿的关系之中，因此阶级，种族和父权制也都会融入婴儿的早期发展中。其三，性别身份并非是中性的，意识到性别也意味着认识到不同性别在社会地位和权力方面的差异，这继而影响到婴儿日后的性别身份及性别关系。其四，婴儿早期在母婴关系方面的不同体验并不随着发展而丢失，而是继续对他成年后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性别关系产生影响，即便在日后的发展中，人们可以改变对于这种体验的评价，却永远无法改变体验本身。其五，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母婴关系对于儿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在精神分析还是伦理学领域，都应当重视对于母婴关系的研究，以便纠正在个体和人类社会发展中仅仅关注分离和个体化的倾向，恢复崇尚共生现象和联系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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