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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 MBA 教育自从 1991 年试点以来，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开办院校与招生人数成倍增加。现在全国开办 MBA 专业学位教育的院校已达到两百多所，录取人数已超过三万多人。MBA 教育作为培养工商管理人才的专业教育，为我国各类企业输送大量经营管理人才。在经营管理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各项能力之中，决策能力无疑是重中之重。因此，在 MBA 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教学目标。然而，目前已有研究对于 MBA 学生决策能力的分布尚不清楚，这就难以找到教学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利于有的放矢地培养 MBA 学生的决策能力。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 MBA 学生决策能力分布特征，为相应的决策能力培养教学设计提供实证基础。

　　1、国内外关于个人决策能力的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个人决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在心理学领域，刘希平等学者概述了国外学习时间分配决策能力的研究，主要围绕记忆监控和学习层次模型研究了在时间分配方面儿童决策能力的强弱［1］524 －535; 吕小康等学者探讨了贫困与决策能力的理论关系，主要从注意力损耗论、控制力损耗论、认知控制损耗论三个理论 视 角 分 析 了 贫 困 对 决 策 能 力 的 削 弱 作用［2］1823 －1828。在管理学领域，王炳成等学者实证研究了影响管理专业大四学生决策能力的几个主要因素，围绕自我调整学习、学习过程、周围环境和社会资本四个因素，运用结构方程分析了管理专业学生决策能力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除了周围环境起间接作用外，其他三个因素均起直接作用［3］125 －131; 李志等学者对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做了实证研究，从问题发现能力、信息整合能力、超级联想能力、独立思维能力、方案选择能力几方面测度了我国企业家的创新决策能力。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家整体得分不高，其中独立思维能力得分相对较高，信息整合能力得分最低［4］42 －47。

　　国外关于个人决策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结构化能力、应用决策规则能力、风险感知稳定能力、信心稳定能力、社会规范认知能力、抗沉默成本能力这几个领域。［5］938 －956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抗沉默成本能力更弱，中老年群体相对于青年群体信心稳定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更弱。总体上个人决策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各类指标都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认知能力越强的人决策能力越强。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 MBA 教育对管理者决策能力影响的研究非常少。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发现，受过 MBA 教育的管理者会选择更高的负债结构，会提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更加偏好风险，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较强［6］14 －22。此外，有研究发现在各种类型的 MBA 办学模式下，只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出来的管理者显着提升了公司业绩，而其他模式下的 MBA 毕业生并未显着提升公司业绩［7］130 －138。目前学术界对于 MBA 学生的决策能力并未有实证研究，然而决策能力作为MBA 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选取个人决策能力中最有代表性的抗结构化能力，研究 MBA 学生中决策能力的分布规律，以期为 MBA 教育工作中提升学员决策能力的教学部分提供实证依据。

　　2、抗结构化能力在决策中的作用

　　抗结构化能力指的是决策者对于决策选项的价值评估不受决策问题表面变化影响的能力。［8］对于抗结构化能力的测度一般通过两类问题的回答完成。

　　第一类问题是属性结构化问题。决策者面对同一个决策问题的正面与负面结构化表述，分别做出自己的判断。正面结构化的表述将有选择性地激活决策者正面积极的联想，而负面结构化的表述将激活决策者负面消极的联想。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决策者要避免不同属性结构化的表述方式对判断的影响作用，就取决于决策者抑制相反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对应联想的能力，也就是抑制联想能力。如果决策者抑制联想能力强，那么面对两种相反结构化问题所做的判断差距就会很小; 但是如果抑制联想能力弱，判断差距就会很大。因此，在两种相反的问题结构化表述下的判断稳定性取决于决策者对于相应联想的抑制能力。第二类问题是风险选择的结构化问题。决策者面对同一个决策问题的利得构型和损失构型两种表述方式，分别做出自己的判断。有些学者从认知角度分析，认为风险选择的结构化作用起因于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深度不同。决策者如果采用分析型以及深思熟虑的方法，那么就较少受到风险选择结构化的影响。因此，决策者对于决策问题初始表述的修正与更新，以及更深层次的理解起决定性作用。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风险选择结构化的影响也受制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情感抑制能力强的决策者更少受到风险选择结构化的影响。

　　不论是哪一类问题，如果决策者受到两种相反表述方式的影响较小，也就是答案的稳定性高，对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就意味着决策能力较强。

　　3、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抗结构化能力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工作经历类变量、工作心理状态类变量的数据，然后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求抗结构化能力变量与其他三类变量的相关关系，以揭示决策能力在 MBA 学生中的分布规律。

　　抗结构化能力测量问卷选用 Bruin 等教授［5］938 －956设计的问卷，由笔者翻译成中文。该问卷已经通过国际多元化人口样本的信度和效度测试，且信度和效度都很高。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属性结构化问题，一共有 6 个决策问题，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表述，请研究对象做出判断;第二部分是风险选择的结构化问题，一共有 7 个决策问题，分别用利得构型和损失构型两种方式表述，请研究对象做出判断。正反两个方向问题得分之差用于测量研究对象抗结构化能力的强弱，分数越低表明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选用了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工作经历类变量主要选用了工作年数、职务头衔、工作行业、曾工作单位数。工作心理状态类变量主要选用了工作压力、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研究对象选取的是西部地区一全国排名前二十以内 MBA 项目的284 名 MBA 学生。剔除答案不全的问卷，有效问卷是 277 份，有效率 97． 5%。

　　有效问卷的性别比例是女性占 47%，男性占53% ; 年龄结构上 25 至 30 岁占 49% ，31 至 35 岁占 29%，36 至 40 岁占 16%，40 岁以上占 6%; 工作行业广泛分布在金融、机械、电子、煤炭、建筑、物流、政府、烟草、教育、酒店、航空、房地产、军工、石油、家电、贸易、旅游、IT、铁路、农业、饮料、传媒等行业; 工作级别上管理层占 45%，基层员工占55% 。

　　经过对上述变量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年龄、性别、曾工作单位数、工作压力这四个变量与抗结构化能力的相关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下面重点论述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发现。

　　4、研究发现及结果

　　4． 1、年龄与决策能力的关系

　　从抑制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联想角度看，理论上年龄较大的群体由于工作阅历和生活阅历更加丰富全面，应当比年轻群体更加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也就是说抑制联想的能力更强，因此年龄较大者的决策能力应该更强。从处理信息深度的角度看，理论上年龄较大群体比青年群体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考虑得更加长远，所以决策能力应该更强。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角度看，年龄较大群体由于情感经历的次数普遍比年轻人多，所以不易极端表达情感，其控制情绪的能力应更强，把握问题应更加理性客观，因此决策能力更强。从这三个角度分析，MBA 学生的年龄与决策能力的理论假设应当是:H1: MBA 学生的年龄与决策能力正相关。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年龄与抗结构化能力方差分析

表 2 年龄与抗结构化能力回归分析

　　根据表 1 和表 2 的分析结果，T 检验和 F 检验并不显着，且 P 值远离显着值。因此，尽管样本的年龄分布从24岁到50岁都有，但是抗结构化能力与年龄并没有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决策能力与年龄无关，理论假设 1 不成立。这一结论意味着决策能力在 MBA 学生各年龄段均匀分布，即不论工作时间长短以及社会阅历的丰富程度，年龄较大的学生并不比年龄较小的学生决策能力更强。

　　MBA 学生群体各年龄段的学员在决策能力上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都需要提升决策能力。但是通常年龄较大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判断能力或决策能力自信心更高，因此 MBA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年龄较大的学员客观看待自己的决策能力，在设计教学方案的过程中注意鼓励年龄较小的学员在案例分析或角色扮演中独立表达自己的判断，减少年龄较大学员对其的影响。

　　4． 2、性别与决策能力的关系

　　通过对性别与决策能力的关系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男性化气质特征比女性化气质特征更加优越，成功的管理者往往具备更多男性特征性格特点。人们在形容优秀的管理者时，主要使用男性气质色彩强烈的词汇。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特征是理性强势、独立自主、冒险竞争，而女性特征是善待他人、重情进取、文雅愉悦、温柔善良［9］。在管理者中，也以男性多见，女性数量和比例明显偏低。上述普遍认识与现象使人们经常认为男性的决策能力比女性强，因此第二个理论假设是:

　　H2: MBA 学生中男性的决策能力比女性强。通过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性别与抗结构化能力方差分析

表 4 性别与抗结构化能力回归分析

　　根据表 3 和表 4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与决策能力的关系在统计学指标上并不显着，第二个理论假设不成立。这个实证检验的结果意味着决策能力在 MBA 男性与女性学员中呈均匀分布，这与我们的传统印象并不一致。

　　MBA 学员作为未来职业经理人的主要后备军，决策能力在两性学员中的均匀分布意味着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相同的培养潜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消除男性决策能力比女性强的刻板印象，给予所有学员相同的决策能力锻炼机会，鼓励女学员多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在求职过程中，MBA 办学机构应当努力消除用人单位对于决策能力的性别刻板印象，使 MBA 毕业生在竞聘管理岗位时能得到相同的就业机会。

　　4． 3、曾工作单位数与决策能力的关系

　　从抑制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联想角度看，一个人工作过的单位越多，其经历的各种工作场景越多，则看问题应当更加全面客观，抑制联想的能力会更强，故而决策能力会更强。从处理信息深度的角度看，工作过的单位越多，经历过的工作问题或挑战类型会越多，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应当更加深思熟虑，对信息的分析更加透彻全面，因此决策能力会更强。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角度看，工作过的单位越多，经历过的情感刺激事件会更多，情感成熟度提升会更快，因此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会更强，所以决策能力会更高。

　　从上述三个角度分析，曾工作单位数与决策能力应当是正相关关系。但是，二者也可能是负相关关系。不论职位高低，决策能力都是重要的工作能力之一，对于工作绩效起重要影响作用。曾工作单位数多意味着频繁离职，离职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工作绩效差，而造成工作绩效差的原因可能是决策能力弱。从这个可能性出发，上述三种角度的分析有可能反向成立: 从抑制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联想角度看，由于抑制联想能力弱，不能够客观看待工作问题，于是造成决策判断力弱以及工作绩效差，导致频繁跳槽; 从处理信息深度的角度看，由于处理信息深度不足，只了解表面情况就做出决策判断，导致工作绩效差与频繁离职; 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角度看，由于情感抑制能力弱，遇到工作问题时情感大于理性，情绪化决策判断多，导致工作绩效差和频繁离职。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曾工作单位数与决策能力既可能呈正相关，也可能呈负相关，因此第三条理论假设为两种相反的相关关系:

　　H3a: 曾工作单位数较多的 MBA 学生决策能力更强。

　　H3b: 曾工作单位数较多的 MBA 学生决策能力更弱。

　　面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假设，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5 和表 6。根据表5和表6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曾工作单位数越多的 MBA 学生决策能力越弱，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H3b得到支持，H3a被推翻。

表 5 曾工作单位数与抗结构化能力方差分析

表 6 曾工作单位数与抗结构化能力回归分析

　　曾工作单位数与决策能力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频繁更换工作并不表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强，相反表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弱。虽然不能够认为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肯定对决策能力的培养具有建设性作用，但是根据这个实证结果可以判断，频繁更换工作单位对决策能力的培养没有建设性作用。这意味着在 MBA 教学过程中应当关注那些频繁跳槽的学员，这些学员是决策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应努力引导这些学员客观看待工作问题，深入全面分析相关信息，控制好工作情绪。

　　4． 4 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的关系

　　工作压力可以定义为当个体被迫偏离期望的或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产生的体验，并且表现出不舒适的感觉。研究发现，在情绪上工作压力上升会引起组织承诺下降、工作动机减弱、离职倾向上升、情感衰竭加速; 在生理上会表现出抑郁、头疼、头晕、疲劳、炎症; 在行为上会表现出缺勤率上升、辞职率上升、工作效率下降、事故率上升、士气低落等［10］494 －497。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从抑制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联想角度看，工作压力上升使工作者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对问题两面性的认识上，于是抑制联想能力下降，决策能力减弱; 从处理信息深度的角度看，工作压力上升使工作者感到完成工作的紧迫感上升，于是减少分析问题信息的时间或精力，急于动手实施，所以对决策问题的信息理解度比较肤浅，导致决策能力下降; 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角度看，工作压力上升容易使人情绪失控，而且通常是负面情绪加剧，因而对决策问题的认识容易极端化，不够全面长远，导致决策能力减弱。

　　从这三个角度看，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是负相关关系。

　　但是，许多管理者认为给员工施加的工作压力越大，员工的工作动力越大，工作会更加认真，工作效果也会更好。从抑制问题表述方式引起的联想角度看，工作压力上升会迫使员工更慎重地分析决策问题，对问题的理解更加全面客观，所以抑制联想的能力会上升，决策能力增强; 从处理信息深度的角度看，加大工作压力可以驱动员工收集更多决策问题需要的信息，并且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析相关信息，所以信息处理深度更好，决策能力上升; 从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角度看，工作压力加大会迫使员工更加关注工作结果而不感情用事，所以控制情绪的能力更强，对情感反应的抑制能力更强，决策能力加强。因此，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正相关。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既可能呈正相关，也可能呈负相关，因此第四条理论假设为两种相反的相关关系:

　　H4a: 工作压力大的 MBA 学生决策能力更强。

　　H4b: 工作压力大的 MBA 学生决策能力更弱。

　　面对这两种矛盾的假设，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7 和表 8。

表 7 工作压力与抗结构化能力方差分析

表 8 工作压力与抗结构化能力回归分析

　　根据表 7 和表 8 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是正相关关系，理论假设 H4a得到支持，H4b被推翻。也就是说工作压力上升会伴随决策能力上升，对于工作绩效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这个研究结果与以往的工作压力研究结果不同之处在于，过去关于工作压力结果的发现通常是伴随着工作压力上升，会对员工心理和工作结果产生各种负面作用，但是这里的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上升会产生正面作用，即决策能力上升。从抑制联想能力、信息处理深度、情绪控制能力的角度看，工作压力上升可以使工作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入在决策判断问题上，更少地从自我角度出发思考和分析问题，更多地从客观全面的角度理解和认识问题，因而对于决策能力有促进作用。

　　每一位 MBA 学生由于工作单位与岗位不同，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也不相同。对于 MBA 教师而言，学员的工作压力可以成为预测其决策能力的指标。对于工作压力比较低的学员，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扮演承受工作压力大的角色，让他们体会在较大工作压力下的心理感受，并且鼓励他们将这种状态迁移到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提高工作绩效。对于 MBA 学生，应当在了解自身工作压力的基础上，在团队化教学环节多注意观察其他成员的思考方式与信息分析思路，努力提升自身的抑制联想能力、信息处理深度、情绪控制能力，以求在工作中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的做出分析和决策判断。

　　5、结 语

　　MBA 学生的决策能力分布具有自身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实证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 MBA学生的决策能力在年龄和性别上是均匀分布的，并不存在传统认识上年龄越大决策能力越强，以及男性比女性的决策能力更强的关系。但是曾工作单位数与决策能力负相关关系，即工作频繁跳槽会伴随决策能力下降，而不是上升。此外，工作压力与决策能力是正相关关系，即工作压力越大决策能力越强。

　　大部分 MBA 毕业生都将走上工商企业管理岗位，每天要面对大量的决策问题需要判断，因此MBA 教育能否因材施教地提升其决策能力是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上述结论对于 MBA 教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MBA 教学应当对于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学生一视同仁，但是对于跳槽频率高以及工作压力小的学员应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

　　［参 考 文 献］
　　［1］ 刘希平，方格，杨小冬． 国外有关学习时间分配决策能力的研究概述［J］． 心理科学进展，2004( 4) ．
　　［2］ 吕小康，汪新建，付晓婷． 为什么贫困会削弱决策能力? 三种心理学解释［J］． 心理科学进展，2014( 11) ．
　　［3］ 王炳成，丁浩，李洪伟． 管理专业大学生决策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2011( 10) ．
　　［4］ 李志，李慧，张庆林． 企业家创新决策能力现状的实证研究．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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