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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是亚洲文化的突出特点，而舞蹈文化的多样性又是亚洲文化多样性的现象之一。地处亚洲特殊地理位置的中国云南省素有“民族舞蹈海洋”之称，这既指舞蹈的丰富，也形容它的绚丽多彩。在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范畴中，云南这个舞蹈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对它进行科学而有效的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云南为亚洲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需要担起的一份责任。如何保护好云南舞蹈文化的多样性极其完整性，不仅是个现实课题，也是个需要进行理论探讨的课题。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在云南昆明举办的“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就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问题进行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无疑对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与合作，有重要意义。

　　一、云南舞蹈文化多样性典型区域的成因
　　从地理位置来看，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全省总面积３９?４万多平方公里，境内与贵州、广西、四川相连，与西藏毗邻；同时，云南又有陆地边境线４０６０公里，是一个与亚洲多国为邻的省份。云南的西面与缅甸接壤，南面和东南面分别与老挝、越南交界，同时还与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相邻。从民族成分来看，云南属多民族的省份，中国有５６个民族，云南就有２６个，而除汉族以外的世居少数民族则有２５个，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跨境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共有彝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等１６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无论从自然与人文位置看，云南都处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大文化板块交汇的特殊区域，处在与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的主要节点上，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共生带。

　　二、云南舞蹈文化多样性的主要特征
　　文化的多样性是指文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相对于世界文化的总体而言，云南舞蹈文化的多样性主要指的是“民族舞蹈文化的多样性”，它从民族源流、地域差异、多元宗教、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等几个方面集中的显现出来：
　　（一）民族的多源性与舞蹈风格的多样性
　　云南的少数民族源流，主要由先秦时期就居住在云南境内的氐羌、百濮、百越三大族群经过历史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分化后逐渐发展而来。其中，白、彝、哈尼、傈僳、阿昌、景颇、纳西、拉祜、怒、独龙、基诺等属氐羌系；壮、傣、水属百越系；佤、德昂、布朗属百濮系。此外，还有从唐宋到元明清时期，逐渐迁入云南的藏、苗、瑶、布依、蒙古、普米和回族等。民族的多源性，孕育和造就了云南民族舞蹈风格的多样性。在同一族源中，各民族舞蹈有许多相似的风格特征，比如，氐羌舞蹈“粗犷有力”，百越舞蹈“优美含蓄”，百濮舞蹈“刚柔相济”。而在同一族源的不同民族中，又各自拥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代表性舞蹈。比如，同属于氐羌系的白族有“霸王鞭舞”“八角鼓舞”，景颇族有“目瑙纵歌”“整歌”，纳西族有“热美蹉”“窝热热”，傈僳族有“哇其”“迁哦”，拉祜族有“摆舞”“芦笙舞”，普米族有“搓蹉”“比朴蹉”等等。同时，氐羌舞蹈强烈的节奏，连臂踏歌的圈舞，灵活的踏、跺、抬腿动作又与百濮舞蹈节奏的沉稳、舞风的刚健并带韧性，以及百越舞蹈造型的精美、语汇的丰富，尤其是表演性舞蹈傣族孔雀舞具有的韵律美和雕塑美……交相辉映的构成了云南“民族舞蹈海洋”的色彩斑斓。
　　（二）地域的差异性与舞蹈形式的多样性
　　云南属多山的高原省份，自然地理条件极其复杂，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０％以上，全省地形以高原、丘陵、河谷为主。受到横断山脉和南向水系的自然分割，云南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立体分布态势；这种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各民族分布上的总体格局，造就了云南民族舞蹈“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舞”的奇特文化现象。即便是在同一个民族中，也会因为支系不同、地区不同而“十里不同风”。特别是像汉族、彝族、白族、哈尼族这些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民族，各区域之间的舞蹈差异就更加的突出。比如，同样是彝族，滇西一带的彝族爱“打歌”、滇中南的喜跳“烟盒舞”、滇南一带多“跳乐”、楚雄地区跳“左脚舞”、滇东南一带则普遍流行“大三弦舞”。再以彝族的“烟盒舞”来说，居住在滇南石屏、建水一带的彝族和仅一山之隔的滇中新平的彝族都广泛流传“烟盒舞”，但是除了手持“烟盒”起舞的共同特征外，在舞蹈的内容、形式、律动、姿态、伴奏乐器，以及衔接方式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在云南，同一个民族的民间舞蹈很少有成片相连的，以及舞蹈内容与形式完全相同的，山重水复、各具特色，是云南民族舞蹈的显着特征，也是舞蹈文化多样性的显着特征。
　　（三）多元宗教与舞蹈内涵的多样性
　　云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可谓是包罗万象，涵盖了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其中，佛教与道教对汉族、白族、藏族、傣族的文化影响很大，仅就佛教而言，又分汉族、白族信奉的汉传佛教，藏族信奉的藏传佛教，傣族信奉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一现象正反映了同一宗教在流传过程中因时空转换而产生的明显差异。另外，纳西族信仰的是东巴教，回族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景颇族、傈僳族、怒族、拉祜族等是既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又信奉原始宗教，具有“多种宗教并存、包容混融”的文化特征。而其他多数民族则信奉原始宗教，其中有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之分。
　　多元宗教，对云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都有极大影响，也为舞蹈所反映。比如，大理白族，在每年春耕栽插前要进行盛大的“绕三灵”活动，由各村镇组成的数十个舞队，围绕着圣源寺（俗称“神都”）、洱河祠（俗称“仙都”）、崇圣寺（俗称“佛都”）一边祭祀“本主”、一边歌舞。再如，居住在兰坪县兔峨乡的自称“柔若”的怒族，在每年桃花盛开时节，也无一例外地要举行村社的祭祀歌舞“阿楼西杯”，完成从祭祀“树神”到全族男女集体载歌载舞，从山上一直唱跳进村的完整仪程。不同宗教背景下形成的民族舞蹈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色景观，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文化多样性特征。
　　（四）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与舞蹈文化的多样性
　　受到高山江河的阻隔和历史因素的影响，直到２０世纪的５０年代，云南各民族仍处在多种社会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谓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像傣族处在封建社会，小凉山彝族处在奴隶制度，基诺族、独龙族等处在原始公社形态，泸沽湖畔的纳西族摩梭人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农业也大多处于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原始状态。与这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关，在云南各民族舞蹈中也留存着大量反映人类早期不同发展阶段历史形态和风貌的舞蹈。如居住在迪庆州维西县的傈僳族在《哇其其》中，用１８个舞段讲述了傈僳族第一大族系“念资实”（鸟氏族）和第二大族系“哇然实”（鱼氏族）的诞生历程，以及前者繁衍、派生出象征高山地带动物与植物的氏族“别然实”（蜂氏族）、“腊然实”（虎氏族）、“俄然实”（熊氏族）、“括然实”（荞氏族）等氏族村落，后者繁衍、派生出象征平坝河谷地带物产的族姓“然利实”（李氏族）、“立土实”（王氏族）、“米切实”（叶氏族）、“俄全实”（菜氏族）等氏族村落，并不断繁衍生息、“民族之树”枝繁叶茂的历史传说故事。在怒江州泸水县傈僳族的《生产舞》中，将“砍火山地”“执棍?地”“点包谷”“撒荞种”“薅地锄草”“背水”“撵雀”“打猴子”“收包谷”“打荞子”等刀耕火种的传统生产劳动方式作了完整再现。这类反映原始氏族图腾崇拜、刀耕火种传统生产劳动方式和古朴民风的舞蹈，至今在云南许多民族中仍然保留得相对完好，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见证，也是今天文化多样性、原生性的艺术宝藏。民族舞蹈文化的多样性是历史留给云南的珍贵遗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与亚洲其他各国一样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为此，云南长期以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保护途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三、云南舞蹈文化多样性保护途径与成效
    （一）立法保护
　　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我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战略，也是云南的重要文化战略之一。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云南就把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提升到战略的高度。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云南省委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口号。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省委召开的六届九次全会上，进一步将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确定为云南参与西部大开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三大目标”之一。明确提出，在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省、绿色经济强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第一个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２０００年１２月，云南省出台《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随后，《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实施方案》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通过审定，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进入到全面实施的阶段。
　　（二）抢救保护
　　最早的、直接针对民族舞蹈文化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当属１９８１年在全国开展的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其中，由云南完成的《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开始至１９９４年９月完成，历时１４年。因云南民族众多，舞种丰富，审美及学术研究价值高，被视为全国的重点卷，受到总编辑部和云南省各级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在省里，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部，各地州县市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一般都由一位副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许多县的文化局长，亲自带领工作小组跋山涉水、走村串寨，进行民间舞蹈普查收集工作。全省共召开编写会６次，举办骨干培训班７７次，参加编撰的人员达１３１３人，共走访了９４１个区，３３８９个乡，１０１０８个自然村，访问民间艺人１１８５７人次，行程４６６２９７公里，收集舞蹈１２５５个，舞曲６９５０首，民歌１３５２首，民间舞蹈传说故事５７４个。全省１２８个县（市、区）中，有１２３个县完成了县卷的普查、收集、整理与编撰工作，基本查清了云南省民族民间舞蹈资源。
　　最终在“云南卷”中收录有各民族的１８２个代表性舞种／节目，均用文字的、曲谱的、动作说明及插图、舞蹈场记、图片等综合方式抢救性的记录和保存了云南各民族传统民间舞蹈，成为云南民族舞蹈资源的第一份清单。此后，由云南继续实施完成的文化部“九五”艺术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中华舞蹈志·云南卷》、国家艺术学科规划文化部重点项目《中国民间舞蹈现状调查暨总目·云南卷》均是在《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的基础上，动态记录和保存云南民族舞蹈数据的舞蹈文化项目。这些项目成果，不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项目保护工作以及保护计划的制订提供了基础，也为社会各界在舞蹈教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中广为应用。
　　（三）传承保护
　　在传承保护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项目保护工作的开展，对云南民族舞蹈文化多样性和完整性保护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云南是文化部确定的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试点省份。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期间，随着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公布了三批国家级和云南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云南民族舞蹈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彝族烟合舞”“彝族葫芦笙舞”“傈僳族阿尺木刮”“傣族孔雀舞”、壮族和彝族“铜鼓舞”、佤族“木鼓舞”、藏族“锅庄舞”，列入第二批的彝族“跳菜”、彝族“老虎笙舞”、彝族“左脚舞”、彝族“阿细跳月”、傣族“象脚鼓舞”、哈尼族彝族“乐作舞”、纳西族“热美蹉”、布朗族“蜂筒鼓舞”、拉祜族“芦笙舞”、藏族“神川热巴”，列入第三批的哈尼族“棕扇舞”以及分三批列入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阿昌族“蹬窝罗”、彝族“打歌”、基诺族“大鼓舞”、普米族“搓蹉”、傣族“白象、马鹿舞”、佤族“甩发舞”、壮族“纸马舞”等等，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动下，获得了更好的传承与保护。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２年，文化部及云南省还分四批命名了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传承人，各州市、各县命名了州（市）、县级文化遗产舞蹈传承人，初步建立起四级舞蹈传承人体系，对云南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创新保护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云南在民族舞蹈文化多样性创新保护方面的主要途径有：
　　１?在原有传统民族舞蹈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注入新元素，使之焕发新的活力。比如，石屏县龙舞，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前是流传在汉族中，只用于祭天求雨并只能由男子舞耍的祭祀性舞蹈，已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在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末，当地彝族花腰女子开始跻身于舞龙的行列，并不断创新出许多新的套路，既可以在丰收时舞耍，也可以在喜庆或节日迎宾中表演，逐步成为了享誉全国的“花腰女子龙舞”。
　　２?“从无到有”进行舞蹈文化再造。如居住在新平县的“花腰傣”，是一个有着浓郁民族风情和鲜艳美丽服饰的傣族支系，但是该支系没有自己的传统舞蹈。近十余年中，在当地文化旅游和民族文化建设的推动下，也得益于当地政府的重视和部分专业舞蹈工作者的帮助，创编了《帕织秧》《花腰花》《嘎洒欢歌》等一大批花腰傣舞蹈，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广泛的普及开来，现如今已出现“发展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的传播势头。
　　３?通过功能转换，使已经丧失原有社会功能的舞蹈在现代社会中拥有新的功能。比如，佤族的“木鼓舞”，在历史上是与佤族宗教祭祀和“猎人头、祭谷魂”旧习相关的，１９５８年“猎人头、祭谷魂”的旧习被彻底摈弃后，“木鼓舞”成为佤族的自娱性舞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再加工和再提升，表演性大大加强，进而成为表演性舞蹈。再有，源于怒族原始氏族社会民族繁衍需要的“生育舞”和“瓣胯舞”，在２０世纪末期，其生殖崇拜功能慢慢散失，娱乐功能不断增强，现今已成为中青年男女娱乐逗趣的舞蹈。

　　四、云南舞蹈文化多样性
　　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思考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亚洲各国的共识，虽然各国国情不同，但是，处境却大同小异，无论是生存和传承都普遍受到现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影响与威胁，面临着各种困境，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云南，主要表现为：
　　（一）“人口较少民族”和“跨境少数民族”应对外来文化冲击能力有限，还需加大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力度云南有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等７个“人口较少民族”。这些民族因人口数量少、分布地域窄，民族文化的自我积累和保护发展能力十分有限，民族舞蹈文化极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同时，云南的１６个跨境少数民族也大多属于“直过”民族，虽然这些民族和地区在新中国成立时，一步跨越了多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因为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未能跟上这一跨越，大多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还不高，面对传统舞蹈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能在传承和保护上给予积极回应的甚少。虽然，多年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扶持政策，让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民族文化获得了重点的扶持；但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发展时间不长，边疆地区、尤其是边疆贫困地区的民族舞蹈文化保护现状和急需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需要我们在制定文化保护政策和规划措施时，充分考虑到这些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性，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更多扶持，帮助其更好地强化自身文化保护与发展能力。
　　（二）部分民族舞蹈“传承链”处在断裂的危险之中，需要及时的、有针对性的采取补救措施，予以“修复”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云南民族舞蹈的“走失”速度在加快，变化程度在加剧；同时，伴随一些民族舞蹈传承人的相继去世，部分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机制”也遭到了破坏；再加上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处在转型期，城市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大量外流，更加剧了民族舞蹈传承的后继乏人。现今在云南的很多村寨中，民族舞蹈的参与者年龄结构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而鲜见年青人的身影。即便是在节日期间年青人返乡时，也因他们长期离开了本民族生活环境，会跳和愿意跳本民族舞蹈的人越来越少。像第一批就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彝族葫芦笙舞”，在其保护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鸡街曼村，舞者就基本是中老年妇女，其中唯一的吹葫芦笙的男性舞者民间艺人杨金贵，也因为牙齿脱落，吹笙困难。而村里另一个会吹葫芦笙的年青人因在外打工，要想找出第二个伴奏者已十分困难。针对这类“传承”危机，有关部门应及时掌握情况，并根据实际“有的放矢”的重点培育新的“葫芦笙”吹奏者，让“葫芦笙舞”的乐器特色名副其实。
　　（三）针对民族舞蹈“交融性”与“趋同性”现象，需要增强各民族在舞蹈特色、舞蹈风格上的自我保护意识文化的魅力在于特色和差异。云南各民族舞蹈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具有独特魅力的多元文化体系，对现代社会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倍加珍惜。现实中，由于不同族群长期在同一区域中交错杂居，云南各民族舞蹈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现象客观存在。比如，居住在德宏州一带的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彼此间就都会跳其他民族的舞蹈，在舞蹈语汇和道具运用上也相互吸收和借鉴，不仅都跳“象脚鼓舞”，在表现方式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随着云南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以及媒体的文化传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频繁，其中不乏一些不注意保持本民族、本支系舞蹈特点，盲目吸收其他民族舞蹈元素，丢失自身特色的“文化趋同”现象出现。特别是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时，一些简单模仿和生搬硬套的做法，更是破坏了民族舞蹈的原有风格。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注意发掘、认识和掌握各地区、各民族、各支系因历史积淀形成的舞蹈文化差异和艺术特色的同时，增强各民族舞蹈文化的自我保护意识，以确保在吸收、借鉴、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沿着各自特定的轨迹去传承、去发展，而非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
　　（四）云南与周边亚洲各国都面临着西方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挑战，面临着共同的传承危机，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间文化协作与交流，以共同维护亚洲文化的多样性在亚洲各国文化面临共同挑战和危机的今天，加强区域合作已是必然的趋势。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桥梁”和“大通道”，在跨境民族舞蹈文化保护方面与周边各国有许多共同对象，一直以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协作与交流。比如，景颇族“目瑙纵歌”，在地处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就一直有政府之间的合作、有民间的合作。特别是在２０１２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民委、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旅游局和德宏州委、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２中国·德宏景颇族国际目瑙纵歌节”活动中，参加的人数已近１０万，并有来自缅甸、泰国、英国、新加坡、印度、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的景颇族文化协会代表前往，成为了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歌舞盛会，在促进“目瑙纵歌”传承、保护的同时，亦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在西双版纳州傣族“泼水节”和普洱市拉祜族“阿朋阿龙尼”（葫芦节）举办期间，周边各国跨境民族之间也是你来我往，相互参与。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跨境民族之间的舞蹈协作、交流更为频繁。比如“景颇族象脚鼓舞”和“德昂族水鼓舞”，在“制鼓”技艺上，云南地区的保护情况不是很理想，而在缅甸的保存则比较完好；但是在舞蹈方面，云南景颇族和德昂族的普及、发展状况又比境外好很多，这些跨境民族之间在民间的“互补”与“互助”十分的密切。在共同应对全球化、现代化对亚洲文化艺术多样性冲击的今天，我们的愿望和努力是：无论在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是机制建设上，云南与亚洲各国需要找到更多的舞蹈文化的契合点，开展更多渠道、更多形式的协作与交流，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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